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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17 16:37:00  来源: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南京图书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聚 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意义重大

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相互统一是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治国理政的一条成功经验。党的十九大的一项重大政治贡献和理论贡献,就是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的指导思想地位。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确立为国家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体现了政党的执政逻辑与国家的发展逻辑之间的相互契合、相互统一。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基本逻辑就是运用长期探索形成的科学理论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通过法定程序把党的意志、人民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以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另一方面,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政党组织国家政权、动员社会,提供国家治理的思想资源和制度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也是决定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性问题。因此,这次修改宪法,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指导思想与国家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与时俱进、相互统一,既有利于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又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是完成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包含三重逻辑:一是从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看,我们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二是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看,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三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看,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因此,新时代的内涵是伟大而深刻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所担负的使命是神圣的,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必然是复杂的、艰巨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是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胜利的正确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是凝聚社会共识、形成时代伟力的基础。因此,全党要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国各族人民也迫切需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共同思想基础。这次宪法修改,适应了新时代发展要求,顺应了人民呼声,体现了国家意志,遵循了宪法发展规律,为全国各族人民树立了思想旗帜。有了这个思想旗帜的引领,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民族就明确了前进的正确方向,就能够形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共同意志和强大驱动力。因此,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赋予其最大法律权威和法律效力,对于我们党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实施对国家各项事业、各方面工作的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至关重要、影响深远。

摘编自2018320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诞生记

这是共和国宪法发展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

2018311日下午352分。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高票表决通过,如潮的掌声,在万人大礼堂长时间响起。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

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意愿,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修改宪法的重大决策,将党和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及时载入庄严的宪法,必将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宪法保障。

这是高瞻远瞩的决策和审时度势的举措:着眼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任务对宪法作出适当修改,是时代必然、实践必要、法治必需

20171025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华灯璀璨、气氛热烈。

1154分,刚刚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大厅,神采奕奕,庄严宣告——

“我们将总结经验、乘势而上,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首要的是坚持依宪治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在多个场合作出一系列论述,阐明宪法的精髓要义: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法律权威,弘扬宪法精神,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才能具有持久生命力。

……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回望历史长河,宪法始终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息息相关。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从尝试君主立宪制、议会制等多种宪制形式,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国民党搞的“中华民国宪法”……历史早已证明,中国照抄照搬外国宪法的道路走不通。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在领导人民接续奋斗的道路上,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制定人民自己的新宪法,进行了不懈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的“人民的宪法”——1954年宪法,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历史变革。

1982年颁布施行的现行宪法,科学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指明了国家根本道路和发展方向。历经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四次修改,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紧跟时代前进步伐,不断与时俱进,有力推动和保障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回顾我国宪法制度发展历程,我们愈加感到,我国宪法同党和人民进行的艰苦奋斗和创造的辉煌成就紧密相连,同党和人民开辟的前进道路和积累的宝贵经验紧密相连。

伴随新中国建设、改革,我国宪法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呈现出一个规律——宪法必须随着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发展。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对修改宪法提出迫切要求——

2004年宪法修改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又有了许多重要发展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由宪法及时确认党和人民创造的来之不易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以更好发挥宪法的规范、引领、推动、保障作用,是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

201710月,党的十九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政治论断,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定了新的奋斗目标,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指导和引领意义。

在党的十九大文件起草和形成过程中,在全党全国上下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过程中,许多地方、部门和单位都提出,应该对我国现行宪法作出必要的修改完善,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通过国家根本法确认下来,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遵循,成为国家各项事业、各方面工作的活动准则。

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

将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充实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内容,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增加有关监察委员会的各项规定,推动反腐败斗争夺取压倒性胜利……

这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人民意愿的重大决策——

2017929日,中南海怀仁堂。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启动宪法修改工作,成立宪法修改小组。宪法修改小组由张德江任组长,王沪宁、栗战书任副组长。

作为国之根本、法之源泉,宪法修改关系全局,影响广泛深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指出,宪法修改要遵循四个原则:

——坚持党对宪法修改的领导。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于宪法修改全过程,确保宪法修改的正确政治方向。

——严格依法按程序推进宪法修改。先形成《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草案)》,经党中央全会审议和通过;再依法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和通过。

——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贯彻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要求,注重从政治上、大局上、战略上分析问题,注重从宪法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要求上思考问题。

——坚持对宪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保持宪法的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

根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任务对宪法作出适当修改,符合宪法发展规律,符合时代发展和实践需要,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宪法基础,为中国“强起来”提供根本法治保障。

这是充分发扬民主、凝聚共识力量的过程:宪法修改严格依法按程序进行,汇聚全党全国智慧,集中社会各界共识,反映党和人民共同意志

修改宪法,必须体现人民意志、发挥制度优势,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宪法修改工作启动之初,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要求,必须贯彻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要求,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

20171113日,党中央发出征求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意见的通知,请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在精心组织讨论、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宪法修改建议。

从中央和国家机关到人民团体,从党员干部到党外人士,各方一同贡献智慧和力量,让宪法更加适应时代需要,回应人民呼声。

博采众议,宪法修改汇聚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

《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起草和完善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草案稿,为下一阶段工作提出要求、指明方向。

——首轮征求意见,各地区各部门和党外人士共提出2639条修改意见。

——12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就党中央修宪建议草案稿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反馈书面报告118份,共提出修改意见230条。

——12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面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党外人士提交了书面发言稿10份。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宪法是人民的宪法,宪法修改要广察民情、广纳民意、广聚民智,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宪法作为法之统帅、法律之母,其生命力就在于能否成为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集思广益,确保宪法修改得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护——

一致建议把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序言部分;

一致建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进宪法《总纲》;

一致建议调整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容;

一致建议把加强和完善国家领导体制、修改国家主席任职方面的有关规定、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内容写进宪法;

……

宪法修改小组举行13次工作班子会议、4次全体会议,对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汇总梳理、逐一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要求,对于没有吸收到党中央修宪建议里的意见,要一一作出研究。”宪法修改小组工作人员说。

从各方面提出的数千条建议,到党中央的21条修宪建议,党中央慎之又慎,坚持对宪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确保宪法的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宪法修改既要顺应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求,又要遵循宪法法律发展规律。”宪法修改小组工作人员说,“坚持不作大改,体现出党中央对宪法的尊重,是坚持依宪执政、依宪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201812日至3日,根据党中央安排,张德江主持召开4场座谈会,分别听取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党委(党组)负责同志、智库和专家学者、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负责同志对党中央修宪建议草案稿的意见和建议。与会同志提交书面材料52份。

——118日至19日,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党中央修宪建议草案在充分吸收与会同志的意见和建议,并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后获得通过。

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讨论宪法修改问题,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宪法修改的高度重视,对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高度重视。

——126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129日至3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二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宪法修改小组副组长栗战书受中共中央委托,就党中央修宪建议向常委会作了说明。会议讨论了党中央修宪建议,全票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和宪法修正案草案,决定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201835日上午,一本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整齐地摆放在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每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座席前。

受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向大会作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为了加强人大在推进宪法实施中的作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根据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全国人大会议把这项内容纳入了宪法修正案。

肩负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神圣职权,代表们对宪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审议。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也围绕宪法修正案草案展开了热烈讨论。

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宪法修改的决策部署,一致赞同党中央确定的这次宪法修改的总体要求、原则和修正案草案的各项内容,一致认为修正案草案已经成熟,建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有些代表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对每一条意见和建议,大会秘书处都作了认真研究并给出回应。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

随着宣布表决开始,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手中的笔在选票上郑重落下。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又迎来一次完善和升华。

这是“四个自信”的深刻彰显——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构建符合自身特色、推动民族复兴的法律体系,确保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

宪法修改的过程,就是增强“四个自信”、彰显“四个自信”的过程。

改革开放40年来,党领导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前途越来越光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距离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从未如此之近,中国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把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内容载入宪法,让我们对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充满自信——

历史一再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次修宪,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河东区区委书记李建成说。

中国道路是中国自信最厚重的底色。回首过去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呈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经济年均增长7.1%,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8%左右的平均水平;

农村贫困人口减少6853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降到3.1%,创造全球减贫奇迹;

……

代表委员们认为,宪法修正案进一步明确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完善,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调整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容,让我们对推动国家发展进步、保证人民幸福生活、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自信——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这次修宪必将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宪法修正案明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新的奋斗目标写进宪法,使得宪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确保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拼搏奋斗完成这些目标。

“在我看来,这次修宪既是对过往经验的总结,更是面向未来的号角,是在宪法层面对全党全国人民的一次‘战前总动员’,以此确保我们的道路不动摇、目标不动摇、方向不动摇、方略不动摇。”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长忠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高杰表示,宪法修正案关于监察委员会、国家主席任期、地方立法等内容的修改,是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完善,体现了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推动宪法完善发展的责任担当。

新的奋斗目标载入宪法,是对全国人民的持久动员和巨大鼓舞,让我们满怀信心向未来进发。

“大伙儿的心气和干劲很高,宏伟目标现在又有了法律保障。我们一代接着一代干就一定能够实现。”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沂南县两泉坡社区党总支书记李树睦认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奋斗目标在宪法层面进一步明确,必将增强全国人民的信心、激发斗志,凝聚起踏上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充实和平外交政策方面的内容,彰显出我们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担当与自信——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从1.8%上升到15%左右;5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已超过30%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设立亚投行……5年来,中国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持续努力,不仅拓展了自身发展的广阔空间,也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机遇。

当今世界局势正遭遇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中国的探索和成就,正在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俄新社评论称,中国此次修改宪法正值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之际,40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系正经历危机,此次修宪预示着中国将继续奋力把自己建为世界强国。

这是尊崇宪法地位、增强宪法意识的过程——以宪法修改为契机,自觉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法治保障、汇聚磅礴伟力

这将是万众瞩目的时刻——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本届大会期间,选举产生的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将在人民大会堂向宪法庄严宣誓,成为新中国历史上首批举行宪法宣誓的国家领导人。将“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写入宪法第一章《总纲》,将宪法宣誓制度在宪法中确认下来,必将促使国家工作人员更好树立宪法意识、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

伟大的事业,离不开坚实的宪法保障——

5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尊崇和执行宪法,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增强宪法意识,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201212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履新刚20天的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2018224日,中南海怀仁堂。

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宪法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举行第四次集体学习。

“我们学习的这个地方,同我国宪法有密切的联系。”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是在这里通过的。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我国宪法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行学习,具有特殊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轨道,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

维护宪法权威,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我们的党政领导干部都应该成为复合型干部,不管在什么岗位工作都要具备基本的知识体系,法律就是其中基本组成部分”——310日,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党员领导干部。

公职人员增强宪法意识、带头依法办事,推动宪法实施,才能带动全社会尊崇宪法、信仰宪法。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强化宪法实施和监督,保障国家法制统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为保障法制统一、维护宪法权威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依据和行动指南,有助于解决束缚法治建设的瓶颈问题,为深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强大动力。

“如果缺乏有力保障,宪法的价值和功能就无法实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胡锦光认为,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目的在于一旦出现违宪行为,能够及时纠正,以保证宪法的全面有效实施。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主任梁鹰表示,这次修改宪法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合宪性审查的良好契机,能够进一步保证中央令行禁止,保障宪法法律正确有效实施,维护宪法法律尊严和权威,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加强宪法教育、普及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让宪法如春风化雨般沁人心田——

“学习宪法要从‘娃娃’抓起。”代表委员们表示,要引导青少年从小掌握宪法法律知识、树立宪法法律意识、养成遵法守法习惯,增强全社会的宪法观念。

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站在新的起点上,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日益宽广。

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启新征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与时俱进的宪法,必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夯实法治保障,汇聚磅礴力量!

摘编自201831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宪法修正案记者会,你关心的9个问题,全说了!

311日下午730分左右,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秘书处法案组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法案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郑淑娜就“宪法修正案”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人民日报记者:刚刚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请问我们该如何理解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基本思想载入根本法,它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谢谢。

沈春耀:这次修改宪法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法,这反映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明确了在各领域、各方面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十九大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提炼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且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章程,也就是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我们国家宪法的一大特点,就是明确规定国家的指导思想。我国宪法在这次修改之前,大家可能也都注意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次把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宪法修正案载入国家根本法,实现了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的理论指引,其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在党内外,在全国上下已经形成了广泛的高度认同。所以在宪法关于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及时地反映我们党领导人民创新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国家宪法的一大特点,也是我们宪法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熟悉中国宪法制度的朋友们可能都会知道,先前几次修宪也有这方面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党的十九大作了系统的阐述,内容非常多,明确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分两步走,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党的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了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所以我就点点这方面。大家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果有一定了解的话,也会看到这次在宪法修正案中体现了很多内容,不仅仅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到宪法序言的第七自然段。谢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央广网记者:宪法修正案是在第一章的总纲第一条中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我注意到,在现行宪法当中只是在序言部分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表述,请问这次为什么要在正文中增加相关的规定呢?谢谢。

沈春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很多场合都做过系统的、完整的,可以说是非常深刻的阐述。这次修宪,正如刚才记者朋友提到的,很多人也关注到了,就是在宪法的条文第一章总纲的第一条写上了这样的内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样一句话。

确实如提问所说,在此之前,我国宪法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也可以说是一贯的。写在哪里呢?写在了宪法的序言中,中国宪法的一大特点就是有一个对于理解中国宪法制度非常重要的序言,这个序言一共有13个自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写在序言中一共出现过五次,中国共产党领导在我国宪法中规定的是非常明确,毫无疑问的。序言的法律效力是非常明确的。为什么要在宪法的条文第一条中来写“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我觉得这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强化、深化和拓展,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重大意义。

第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性。大家如果看宪法文本的话,第一条一共有两款,第一款是关于中国国体的规定,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内容,写在第一条中的第一款。第二款,“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在这句话的后面写入了刚才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体现了党的领导的根本性。

第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性。第一条具有统领总括的含义,它是跟国体和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党的领导是包括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一句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形象的话,就是“党政军民学,中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表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深刻内涵。

第三,体现了党的领导的时代性。宪法关于社会主义的表述非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党的领导原来写在宪法序言中,现在写在条文中,觉得是第一次,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中国特有的术语也是第一次写进宪法的条文中。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我觉得体现了党的领导的时代性。所以这次修改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定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加强、深化和拓展,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

你刚才提问中用了一个词,我想澄清一下,就是党的领导第一次写到宪法的正文中。在我的概念,宪法的序言也是正文,宪法的条文当然是正文,所以我们法制工作使用“宪法的序言和宪法的条文”的用语,当然,这个条文是分章,一共有四章,第一章是总纲,第一条就是关于国体和根本制度的规定。总之,这个修改内容还是非常重要的,体现了党的领导的根本性、全面性和时代性。谢谢。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要活动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因此,党章要服从于宪法,所以,不是总统的人选从宪法中拿出来,而是党的总书记的任期限制应该写进党章,你们对此有什么评论?

沈春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多次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宪法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在我们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大家可以突出地感受到这一点。党中央也多次强调这样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包括修改宪法。党领导人民实施和执行宪法。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点并不是今天才讲。去年党的十九大修正了党章。党必须在宪法、法律框架内活动这条原则,在35年前,在改革开放初期,在我们党的十二大党章中就非常明确了。所以对宪法也好,对法律也好,中国共产党、中国各级的组织、中国各个国家机关、各级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都必须遵循和维护。

十八大以来这几年,在加强和推动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弘扬宪法精神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举措,就在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刚才张德江委员长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报告了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来的工作。如果大家看委员长的这个报告,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跟宪法实施和监督有关系的。比如说设立国家宪法日,这在2014年就明确了,我们已经开展了四个国家宪法日。再比如说实行宪法宣誓制度,这是我们在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定,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这个内容就写到了这次宪法修正案中。我们这次会议的大会发言人也说了,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的议程,就是选举和任命新一届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和组成人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国家机构领导人员、组成人员的就职要进行宪法宣誓。就在人民大会堂要进行宪法宣誓,这在我们以往是不曾有过的。

我们依据宪法处理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也是很有成就的,刚才张德江委员长在工作报告中讲了,比如辽宁拉票贿选案,比如香港基本法104条的解释。再比如说,在抗战70周年实行特赦,也是直接实施宪法。国歌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跟宪法实施直接有关的制度都相继建立。我们依据宪法很好地处理了一些重大的问题,这方面也积累了新的实践经验。所以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依宪执政,这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在不断地用新的实践来丰富和诠释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如果您注意到,我今天刚看了报纸,昨天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团的审议,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总书记对各级领导干部,当然包括党的领导干部、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坚持法治,反对人治,要对宪法和法律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带头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也是非常明确的,也是总书记最新的重要讲话,我用此来回应刚才的问题。谢谢。

中央电视台、央视网、央视新闻移动网记者:这次宪法的修改所占篇幅最大的内容是第三章国家机构中新增了监察委员会这一节,也对其余的10条作了相应的修改,我想请问,这样的修改对于我国反腐败工作有着怎样的意义?谢谢。

郑淑娜: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请沈春耀先生休息一会儿,他答了很多问题了。非常高兴你能够注意到我们这次宪法修正案里面关于监察委员会的规定有很多条款。这次党中央决定对宪法进行修改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这样的一个需要。您刚才也讲到了,在一共是21条的宪法修正案,这当中有11条是涉及监察委员会的规定的,是对原来宪法当中的10条的11处进行了修改,还有在国家机构这一章专门增加了监察委员会这一节。关于监察委员会的规定占这么多的内容,这次修改宪法,足见监察委员会在里面的分量。

深化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制。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设立监察委员会。设立监察委员会涉及国家机构的职权的重大调整和完善,所以需要做顶层设计,这个顶层设计就是要在宪法中做出规定。

这次宪法修正案对监察委员会的产生、组成、性质、地位,以及它的工作原则、领导体制,包括与其他有关国家机关的关系都做出了规定。我可以给大家在这里介绍一下主要的规定。第一个方面,就是关于监察委员会的产生。在宪法的第3条增加了监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的内容。

第二,关于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选举和任免,在宪法的第62条,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这条规定中增加了一项,即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在宪法的第67条,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当中增加了一项,即根据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名,决定对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副主任和委员进行任免。

第三,关于监察委员会主任的任期的规定。修正案草案规定,监察委员会的主任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相同,特别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连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第四,关于领导体制的规定。修正案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的工作。这是领导体制。

最后一个,关于监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有关机关的关系,宪法中做出了规定,规定监察机关在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等等,还有一系列重要的规定。这次宪法修正案对监察委员会的规定就为设立监察委员会,并为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提供了宪法依据,也为制定监察法提供了宪法依据,大家知道这次大会的安排还有审议监察法草案的议程,为制定监察法也提供了宪法依据。我想,这些规定必将进一步推进我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能够取得进一步的实效。谢谢大家。

新京报记者:关于国家主席、副主席任职规定的修改是这次宪法修改引人关注的一个地方。我们想了解一下,删去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有怎样的考虑,今后国家机关的其他国家领导人员有没有类似的修改考虑?谢谢。

沈春耀:这次宪法修正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现行宪法的第79条第三款的规定作出修改完善,第79条第三款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原来有这样一句话,“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次修改把后面这句话,即“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删去,应该说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考虑。

王晨同志在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我觉得还是说得很清楚,是修改国家主席任职方面的规定。在党内外,在全国上下,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有这样的意见,在党的十九大文件的形成过程中,这方面的意见更为突出和明显。什么意见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任期任职的规定,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任职任期方面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国家军委主席任职任期的规定都没有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因此,许多单位和同志就提出,宪法关于国家主席的规定也应该采取一致的做法。

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最高领导职务,党和国家的军队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军委主席最高领导职务和国家主席,即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为妥当的。这种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是中国共产党从长期执政实践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

如果看我们新中国的历史,我们68年多的历史,这是一个长的过程,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有不同的规定,也有不同的做法,最近这20多年来,特别是从1993年以来,应该说“三位一体”是一个成功的、有效的、至关重要的体制,因此这次宪法修正案对第79条第三款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是健全国家领导体制的重要举措,这种修改有利于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完善国家的领导体制,也有利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因此,这次修宪中的这个内容从前面一段时间媒体的报道来看,大家还是非常关注的,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是非常重要的修改,要深刻地领会和把握这次修宪,特别是在国家主席任职方面做出规定的正确含义和重大意义。谢谢。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我们注意到,这次宪法修正案第40条对宪法宣誓做出了相关的规定,而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就此做出了相关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这次宪法还要增加有关宪法宣誓的这样一个内容呢?谢谢。

沈春耀:实行宪法宣誓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举措,目的是为了教育和激励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维护宪法,尊崇宪法,维护宪法权威。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形式做出了关于宪法宣誓的决定。两年多来,全国各级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都进行宪法宣誓,包括由人大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包括“一府两院”,即政府、法院、检察院依法任命的工作人员。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正式实行了这项制度,正式实施是201611日。到目前为止,我们举行了1245人次的宪法宣誓,还是非常庄严和有意义的。我本人去年就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主任,我经历了这样的时刻,感到非常受教育。

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即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就有这样一项议程,我刚才讲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举行宪法宣誓还是第一次。这个制度党中央高度重视,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出台了决定,各级国家机构都普遍实行。也包括刚才郑淑娜女士讲的监察委员会,因为监察委员会先前在地方进行试点,在试点过程中产生的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和有关人员就职的时候也实行了宪法宣誓。这次在宪法的第27条中增加了一款,把这个制度确定下来,首先是一种加强和提升,同时,宪法宣誓制度肯定很密切的同宪法本身相联系,这个制度大家在这次会上会感受更清晰,从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员、各级领导人员就职时都要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宪法宣誓。

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先前的宪法宣誓的决定又作了修改,做了一次修订,为什么要修订呢?因为那个誓词很庄严,也很神圣,“我宣誓”,实际上是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种承诺,把誓词修改完善、与时俱进。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我前面讲了,很重要的,这次修宪也体现进去了,即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梦想,我们为之奋斗了很长一段时间,走过了很长的路。我们今天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习总书记讲,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所以,宪法宣誓的誓词作了一下修改,也是要配合把宪法宣誓制度进一步加强和提升的这样一个需要。这次宪法修正案确立下来,我觉得会对宪法的贯彻实施,弘扬宪法精神,增强宪法意识,增强宪法自信,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你想,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很多啊。所以有这项内容非常重要。谢谢。

路透社记者:对于这次修宪中关于领导人任期限制的取消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这会导致强势的领导的出现,而且会使得中国再次出现过去曾经经历过的政治动荡,而且在领导人换届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权力斗争。如果这些现象出现的话,应该如何应对?

沈春耀:还是关于第79条第三款的规定,我觉得我刚才说得还是很充分的。这是健全国家领导体制的一个重要举措,俗称“三位一体”,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军队的最高领导职务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这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从长期实践探索总结出的一个成功经验。在党内外,在全国上下有高度的共识。35日的开幕会,除了总理作报告以外,王晨同志作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法律的说明通常不会有什么波澜,比较平稳。但是,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现场响起了两次掌声,除了一开场和一结束以外唯一的一处两次掌声。大家可以想一想,有没有广泛的、坚实的政治基础、法理基础和社会基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你在刚才提问中所设想和推测、延伸的那些情况,我觉得是不存在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同中外媒体见面会上讲过这样的话,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带领人民领导全党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自我革命,世界上哪个政党敢这样公开地宣称自我革命?两个伟大革命的思想,我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

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走到今天,克服了一系列艰难险阻,也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课题、难题,一系列的问题中就包括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实现有序更替和保持党和国家生机活力、长治久安这样一个问题。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成功开辟、坚持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所以今后,我们也一定能够沿着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前景越来越光明,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所以,我觉得不存在你刚才所讲的问题。谢谢。

封面新闻记者:我们注意到,新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和之前的草案相比新增加了一个内容,那就是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请问,这一修改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中国有建宪法法院或者其他专门的宪法审查机构的打算吗?全国人大如何推进合宪性审查?谢谢。

沈春耀:确实如您所说的,这次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过程中,根据大家的意见,根据各代表团、各代表小组讨论,很多代表积极响应了王晨副委员长说明中的一个情况,就是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方案的举措,就是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但是修宪是严格依法按程序,前面已经形成了,也不是随便谁想写就能写的,还是要有严格的程序。

在审议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代表的积极响应,大家都觉得这个举措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贯彻体现了十九大的精神。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维护宪法权威,也是有利于完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设置。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设置在宪法第70条第一款中有明确的规定。这个修改内容也有利于加强宪法的实施和监督工作。我刚才为什么讲大会秘书处向大会常务主席,向大会主席团有多次的汇报,因为宪法修正案草案有修改。这项举措应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于宪法监督方面的情况,我也想向各位朋友们介绍一下。按照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包括修改宪法,就是我们今天进行的这个活动,还有监督宪法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是有不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包括解释宪法和监督宪法实施。这是两个重要的机构。这次宪法修正案修改宪法第70条第一款有关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规定,把法律委员会修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这个层面上首次出现“宪法”,所以是加强全国人大在宪法方面的工作的一个重要举措。宪法方面的工作,刚才讲了,有监督,有解释,有推动实施宪法,我们建立了一整套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体系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要推动宪法实施,所以宪法的实施、宪法的监督、宪法的解释、还有包括你所说的推进合宪性审查,这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个新的要求。还有配合宪法宣传等等,有关宪法方面的工作都会得到加强和提升。

这次修改了宪法第70条,这一条从82宪法之后一直没有修改过。关于专门委员会的产生,具体做法是,在每次换届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比如像这次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还要由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做出一个关于设立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大家在这次会议上能看出,就是完善专门委员会的设置,也是加强人大工作、加强宪法工作、加强法治方面工作的一个举措。谢谢。

成都商报记者:这次的宪法修正案对设区的市的立法、立法权予以了规定,请问这对中国地方治理有什么积极意义?在地方立法权主体增多的情况下如何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统一性?谢谢。

郑淑娜: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先介绍一点有关背景的情况。我们知道,地方性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地方性法规在推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应该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最新的统计,我们现在全国的地方性法规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2600多件。在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地方经济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很多的地方城市规模是相当大的。根据国务院2014年对城市规模划定的新的标准,特大城市,即500万到1000万常住人口的设区的市这样的城市有87个,占整个设区的市的30%。大型城市,即300万到500万常住人口的设区的市有82个,占29%。还有一类,叫做超大城市,即1000万以上的人口,我们还有一些,比如河南的南阳,还有山东的临沂,都超过了1000万以上的人口。

在地方管理这么一个规模大的地区的时候,特别是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土地问题、人口问题、城市管理的问题、环境问题,以及社会管理的问题,方方面面,错综复杂。除了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还有省里的地方性法规,还有本地方一些自己特点的,国家法律、法规,省里的法规不会给他去制定,它需要用法治来治理本地区各个方面的发展。

根据这个新形势、新要求,我们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决定当中就提出了要完善立法体制,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十二届全国人大在2015年代表大会上,对我国的立法法进行了修改,这次修改有一个很重要的修改内容,就是赋予所有设区的市立法权。当然是对设区的市的立法权有一定的限制,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城乡建设与管理,一个是环境保护,一个是历史文化保护。

到目前为止,经统计,通过这次修改立法法已经在设区的市中有323个设区的市,包括自治州,有立法权了。经过几年的实践,现在已经有595部设区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刚才您提到立法的主体多了,层级也多了,确实有一个如何保障法治统一的问题。在立法法当中,我们设了几道防线,第一个是限权限,刚才我讲了三个方面,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第二个是不抵触,就是设区的市在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时候不能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还包括本省的行政法规相抵触。第三道防线就是报批准。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要经过省一级的人大常委会批准。第四道防线就是报备案,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要通过省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如果发现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违反上位法,有权机关就要纠正。我想,这几道防线做好了,就能够保证法制的统一。谢谢。

摘编自2018312日中国统一战线新闻网

 

 

【解 读】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宪法究竟有多重要

312日,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根本法治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诞生记》,在独家披露修宪工作大量细节的同时,告诉你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宪法究竟有多重要。

多次阐明宪法的精髓要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在多个场合作出一系列论述,阐明宪法的精髓要义: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法律权威,弘扬宪法精神,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才能具有持久生命力。

……

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

2018224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宪法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举行第四次集体学习。

“我们学习的这个地方,同我国宪法有密切的联系。”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是在这里通过的。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我国宪法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行学习,具有特殊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轨道,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

维护宪法权威,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我们的党政领导干部都应该成为复合型干部,不管在什么岗位工作都要具备基本的知识体系,法律就是其中基本组成部分”——310日,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党员领导干部。

伟大的事业,离不开坚实的宪法保障

5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尊崇和执行宪法,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增强宪法意识,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201212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履新刚20天的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摘编自2018313日新华网

 

踏上依宪治国的新征程

311日,注定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意味着,宪法的时代性更强了,更加切合中国当下的实际和长远的目标,因此,必将对我国的长治久安,对人民的幸福安康,产生深远的影响。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宪法也是与时俱进的,要不断适应时代的新变化、新发展、新要求和新期待,只有这样,宪法才能更好地造福人民。现行的宪法是1982年实施的,其间,经历过5次修改。对待修宪,应该坚定这样的信念:它对国家和人民,一定是有益的,它一定更加有利于保证国家的前行和发展,更加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的福祉。因为,修宪是在党的领导下依法实施的,它必然要体现人民的意志和要求。

从这次修宪内容看,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总纲第一条;赋予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并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两个阶段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奋斗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新思路纳入宪法,成为内政外交的重要遵循。党的这些重大的理论方针实时地写入宪法,必将更好地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凝心聚力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

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首先要认真学习宪法修正案。要逐条仔细地研究修正部分的全部内容。为什么要修改这些内容?它的意义在哪里?应该说,每一处修改,都有一篇大文章。需要深刻领会,仔细琢磨,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自觉依宪治国的自觉性。

现在,宪法修正案已经公布实施,每一位公民,都必须在这个范围内活动。各级领导干部更应当成为履行宪法修正案的模范。当前,要特别突出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我们的各项工作,这种统领,不是戴一个帽子,喊一声口号,而是要融入具体的工作方案中,细化到具体的行动上。把握住这个大的方向,就是在贯彻落实和践行宪法的修正案。

摘编自2018312日人民网

 

 

【关 注】

港澳代表委员热议宪法修正案

全国两会期间,多名港澳代表委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修改宪法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关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修改宪法是为了更好地总结过去、引领未来,具有历史必然性,我对此高度赞同。”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马逢国说,自宪法2004年修改以来,国家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国家各领域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把这些重大变革通过国家根本法确认下来,使之成为今后工作的遵循,正当且必要。

全国人大代表、澳门归侨总会会长刘艺良说,修宪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宪法修正案高票通过反映了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

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中小型律师行协会创会会长陈曼琪是宪法修正案草案投票表决时的监票人之一。她说,整个表决过程真实公正。

陈曼琪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的发展经验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广泛共识制度化、法律化,体现全面依法治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法治建设不断推进,新时代要有新发展,我支持修宪,这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招商局集团董事李引泉说,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共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一大体现。

作为国之根本、法之源泉,宪法修改关系全局,影响广泛深远。李引泉说,此次修宪,印象最深的就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序言,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总纲第一条。这体现了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使宪法适应新时代、新发展要求,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让我对国家未来发展更具信心”。

李引泉说,宪法修改后在诸多方面适应了国家发展的形势,国家发展思路更加清晰,有利于保持政治长期稳定,确保正在实施的国家战略持续向前推进,有利于国家抓住历史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专业人士协会创会主席简松年说,在宪法中增写监察委员会一节,充分彰显了监察委员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是对国家政治体制、政治权力、政治关系作出的重大调整,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保证。

陈曼琪说,设立监察委员会将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起到巨大作用。“增强对公权力进行监督,能够确保民众赋予的权力更好地用来为民众谋利益。”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马逢国说,这次修改宪法,将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中的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有利于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工作。他建议继续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全国人大的宪法法律监督,推动宪法准确实施。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陈曼琪认为,此次修宪兼顾内政外交,充实了和平外交政策方面的内容,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担当和自信。

摘编自2018314日新华网

 

华侨华人热议宪法修正案

311日,在如潮的掌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高票表决通过。对于这件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身处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热切关注,热烈拥护。宪法修改,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是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共同的心声。

“我们举双手赞成!”

“我全力拥护这次修宪!”虽然身在苏黎世,但瑞士《欧亚时报》社长朱爱莲对于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格外关注。和本报记者谈起几天前刚刚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朱爱莲说:“我认为非常重要。这些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修改宪法符合中国的发展需要,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在海外,和朱爱莲有相同看法的华侨华人不胜枚举。“我们举双手赞成!”菲律宾红烛华文教育基金会咨询委员张杰向本报表示,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需要与时俱进,这次宪法修正案的通过,正是一次非常及时、必要的修改和调整。

毛里求斯侨胞丘金莲向本报感慨,用“举世瞩目”来形容世界对于中国这次修宪的关注度,一点也不为过。“一部宪法的完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它是一个国家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这次修宪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在丘金莲看来,这次修宪也向海外华侨华人传递出一个积极信号,“中国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世界舞台上又迈出重要的一大步”。

“宪法修正案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好的宪法能够保证一个国家健康平稳的发展,宪法的修改完善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根本法治保障的重要战略之举。”美国华人企业家联合会会长施乾平对本报说。

侨联界别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洪氏集团副董事长洪明基深有同感。“今年,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宪法修正案草案,都与各界代表委员进行了详细沟通和讨论,体现了中央推动中国全面进步和发展的用心及决心。我全力支持和拥护。”

“更好地保障中国平稳发展”

对于此次修宪,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海外侨胞代表、埃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陈建南特别关注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这一内容。他认为,这实现了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有利于更好地团结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海外侨胞代表、全非洲华人妇女联合总会会长朱怡苑也认为,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是此次修宪的一大亮点。“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修改党章,将这一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将它写入宪法,有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各方力量,实现我们共同的奋斗目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将会使中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加速推进,从而全面促进中国走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为一体的现代化协调发展道路,同时也将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海外侨胞代表、马来西亚宗乡青联合总会名誉会长颜天禄说。

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海外侨胞代表、日本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认为,中国要实现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坚强的领导核心,需要长期稳定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这是时代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海外华侨华人的心声。

澳大利亚悉尼澳华文联主席余俊武向本报表示,修改完善国家主席任职任期方面的规定,能够更好地保障中国平稳发展,保障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日子。

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海外侨胞代表、匈牙利福建华人华侨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方建认为,通过设立监察委员会依法实施监督,赋予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有利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有效惩治腐败。

“强大中国是侨胞的最强后盾”

宪法修改,意义举足轻重,这是众多华侨华人不谋而合的共识。

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海外侨胞代表、奥地利华人总会会长陈安申认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国情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次修宪从政治上、法理上、组织上、思想上等各方面为中国的持续发展创造新的条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早日实现提供有力保证。

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海外侨胞代表、全挪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共同会长马列认为,宪法修正案的高票通过,对于海外侨胞而言,意味着他们回国创业投资将能获得更为有力的法律保障,这让海外侨胞倍感振奋。

“修改宪法,有利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可以确保中国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使当前中国的发展理念继续坚持并逐步落实,尤其是改革和反腐工作,可以保持其连贯性。”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海外侨胞代表、英国伦敦华埠商会会长林奕权说。

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海外侨胞代表、中德一带一路贸易促进总会会长宗川海直言,一个强大的中国是海外侨胞的最强后盾。“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能看到祖国没有忘记每一个身在海外的侨胞。修改宪法是民心所向。我们期待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早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侨鑫集团董事兼执行总裁、广东省侨商会常务副会长周子涛表示,宪法修正案对一系列重大制度作出安排,其中包括统一战线制度、国务院管理制度、地方立法制度等,目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国家各级施政更加科学、完善,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这次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发展带来积极影响,提供重要经验。

摘编自201831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宪法修正案通过顺应民心 护航中国梦早日实现

海外华人华侨密切关注正在进行的中国两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广播联合“侨联之友”新媒体群开设“环球华人两会谈”专栏,及时呈现海外侨胞的观点和评论。3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海外华人华侨表示,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因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为中华民族早日实现中国梦提供了有力保障,不仅表达了祖(籍)国人民的意志,同时也反映了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心愿,相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必定更加灿烂辉煌。

加拿大华商基金会主席庞燕表示,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载入宪法总纲,赋予监察委员会宪法的地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自信。这些重大修改既可为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提供制度保障,同时也有利于更好地贯彻依法治国理政的方针,有利于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利于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有利于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庞燕表示,中国梦也是我们海外华侨华人的梦,有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有了宪法这个根本大法和相关制度的保障,我们华侨华人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定能够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必定更加灿烂辉煌。

挪威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马列认为,我完全赞同宪法修正案的通过。我认为好的宪法能保证一个国家的有力平稳的发展,这次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充实进宪法关于国家根本的条文,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内在的统一性,对于我们更加理性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意义重大,对国家的改革发展十分有利。把“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删去,这一条完全符合中国目前国情,是全党全国群众的呼声,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国家领导体制。

马达加斯加华商总会常务副会长商良认为,本次修宪更改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勇于承担历史责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因应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保证政策的延续性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修宪方案经过审慎研究,充分论证,光明磊落,必将获得全国上下一致拥护和支持。在宪法修正案中增加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相关条款,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后与中纪委合署办公,反腐工作上升至国家最高层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法律化,海内外的掌声响起来!

摘编自2018313日国际在线网站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国宪法修正案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311日下午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世界主要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海外各界人士给予积极评价,认为中国此次修宪恰逢其时,护航新时代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约旦阿拉伯作家和记者中国之友国际协会主席马尔旺·苏达哈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将保证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稳定发展。“近年来,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树立了榜样,我相信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将更加繁荣,国家治理将更加成功。”阿塞拜疆国家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亚太研究部主任拉菲克·阿巴索夫认为这体现了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相信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定能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阿列克谢·马斯洛夫说,在宪法中充实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内容,有利于在各层面强化党的领导意识,增强队伍团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法学院教授蒂拉洪·特肖梅认为,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从国家根本法的角度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有利于中国政治稳定,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沿着既定发展道路不断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实业报》总编辑谢利克·科尔容巴耶夫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摸索出来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符合中国国情。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顺理成章,既是时代要求,也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

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马丁·琼贡表示,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赋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高权威,并使这一理念的践行成为中国国家义务,必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政策实践产生重要和积极影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阿根廷拉丁美洲中国政治和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迭戈·马佐科内认为,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表述写入宪法,庄严宣示了绝不称霸、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实现合作共赢的立场,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国际社会起到了示范作用。日本公明党参议院干事长西田实仁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已拥有重大影响力,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写入宪法,是呼应世界和平发展要求的重要指针,表明中国有着为人类共同命运作出贡献的强烈意识。

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中欧论坛创始人戴维·戈塞表示,在多边主义受到严重威胁的当下,中国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承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道路,这条道路已经成为世界繁荣和安全的源泉。

摘编自20183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国际社会关注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1日下午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世界主要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海外各界人士给予积极评价,认为中国此次修宪恰逢其时,护航新时代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实现国家指导思想与时俱进

宪法是国之根本、法之源泉。此次宪法修正,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序言。海外各界人士认为,中国藉此实现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将进一步保障新时代中国发展行稳致远。

约旦阿拉伯作家和记者中国之友国际协会主席马尔旺·苏达哈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将保证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稳定发展。“近年来,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树立了榜样,我相信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将更加繁荣,国家治理将更加成功。”

阿塞拜疆国家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亚太研究部主任拉菲克·阿巴索夫充分肯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的必要性,认为这体现了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相信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定能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

黎巴嫩“阿拉伯人看中国”网站负责人马哈茂德·拉亚认为,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意义重大,不仅使宪法适应新时代、新发展要求,更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带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更加美好未来具有充分信心。

确保政治制度优势继续巩固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被写入宪法《总纲》,海外各界人士认为,这将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进而确保中国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阿列克谢·马斯洛夫说,在宪法中充实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内容,有利于在各层面强化党的领导意识,增强队伍团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法学院教授蒂拉洪·特肖梅认为,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从国家根本法的角度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有利于中国政治稳定,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沿着既定发展道路不断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实业报》总编辑谢利克·科尔容巴耶夫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摸索出来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符合中国国情。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顺理成章,既是时代要求,也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

推动人类共同构建美好未来

就宪法中增加“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表述,海外各界人士认为,这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中国将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马丁·琼贡表示,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赋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高权威,并使这一理念的践行成为中国国家义务,必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政策实践产生重要和积极影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阿根廷拉丁美洲中国政治和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迭戈·马佐科内认为,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表述写入宪法,庄严宣示了绝不称霸、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实现合作共赢的立场,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国际社会起到了示范作用。

日本公明党参议院干事长西田实仁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已拥有重大影响力,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写入宪法,是呼应世界和平发展要求的重要指针,表明中国有着为人类共同命运作出贡献的强烈意识。

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中欧论坛创始人戴维·戈塞表示,在多边主义受到严重威胁的当下,中国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承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道路,这条道路已经成为世界繁荣和安全的源泉。

摘编自2018312日新华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聚 焦】

国家监察法通过——反腐败工作法治化的重要里程碑

3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传来重磅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获表决通过。作为反腐败国家立法,国家监察法的通过,意味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果进一步固化为法律制度,是反腐败工作法治化的重要里程碑。

国家监察法的通过,是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的鲜明体现。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大决策部署。制定监察法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环节,就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通过法律把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机制固定下来,为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提供了坚强法治保障。

国家监察法于宪有源,拥有明确宪法依据。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国家各种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总依据。在本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先通过宪法修正案,然后再审议监察法草案,及时将宪法修改所确立的监察制度进一步具体化,是我们党依宪执政、依宪治国的生动实践和鲜明写照。监察法根据宪法修正案将监察机关纳入国家机构体系,明确监察委员会由同级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是对宪法确立的国家监察制度的具体落实,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

国家监察法的施行,必将进一步推动反腐败工作规范化和法治化。国家监察法是对国家监察工作起统领性、基础性作用的法律,是监察机关依法开展工作的基础。比如,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特别是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保证监察机关有效履行监察职能;专设监察程序一章,对监督、调查、处置工作程序作出严格规定,并在内部制约和监督方面规定了严格措施,确保监察机关正确行使权力;还从多个方面规定了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纪检监察机关要严格依法依规行使职权,强化纪法贯通、法法衔接,探索构建权威高效的体制机制,把制度优势真正转化成治理效能。

摘编自2018320日中央纪检监察部网站

 

31省区市三级监察体制改革概况

225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大新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黄洪燕为县监察委员会主任。当日,大新县监察委员会正式成立。该机构整合了县监察局、预防腐败局及县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与纪委合署办公。

至此,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完成了改革试点任务,建立起完整的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

去年10月底,在总结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改革试点工作经验基础上,全国各地推开监察体制改革试点。试点地区将换届工作与试点工作紧密结合,确保如期产生监察委员会、选举和任命监察委员会领导班子成员。安徽、福建、湖北等省确立了先县(市、区)后市、省的顺序,按照“先转隶、后挂牌”的原则,紧锣密鼓、稳步推进。河北、海南等省根据省、市(县)、区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顺序,决定了省级先行先试、市县压茬推进的办法。以海南为例,131日,海南省监察委员会正式成立;此后,市县两级监委先后组建挂牌。而河南、陕西等地则是市一级优先挂牌。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全部挂牌,为下一步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选举产生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任免国家监察委员会其他领导成员,构建自上而下的四级监察体系奠定了基础,也为出台国家监察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是我们党运用法治思维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的一次生动实践,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

各省区市监察委员会整合了反腐败力量,实现了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监察对象包括各级公务员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集体事务管理的人员;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中央纪委研究室有关同志表示,试点确定的6类监察对象,目标清晰明确、全面具体,涵盖了我国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操作性、权威性和震慑性。

监察全覆盖,监察对象的规模随之扩大。黑龙江省三级监察委成立后,监察对象数量从改革前的29万人增加到105万人,其中省本级监察对象数量从1.8万人增加到6.9万人。江西全省监察对象也从46.6万人增加至116.5万人,增加了69.9万人。河南省原有监察对象90.8万人,改革后监察对象增至203.8万人,新增113万人,较之前增加124.5%

改革的威力,不止于监督范围的全覆盖,还来自监委成立后的规范高效运行。改革后,监督执纪一线力量得到加强。广东省纪委省监委设立24个内设机构,其中执纪监督部门7个、审查调查部门6个,以及1个专司追逃追赃部门,直接从事执纪监督和审查调查的人员占比增加了10%,达76%。辽宁省各级纪委监委监督执纪一线部门编制占总编制的73.2%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过勇表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于反腐败体制的深刻变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这次改革调整了相关机构在反腐败过程中的职能,加强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其次,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人员的监察全覆盖;第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后,反腐败机构利用留置权进行调查,这有利于保护调查对象合法权益,也对执法行为的规范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确保监委成立后就能迅速开展工作,各地普遍组织开展了对转隶人员和纪检监察干部的业务培训,推动机构、职能、人员全面融合,真正做到合编、合力、合心,达到1+1>2”的效果。

此外,各省区市监察委员会加快建章立制,确保工作有序开局。江苏省监委成立当天,省纪委监委就召开会议研究议事规则、1+N”制度和省监委文书模板等事项。河南省正陆续下发《河南省监察委系统监察工作暂行办法》《河南省监察委系统调查措施使用规范(试行)》等一系列纪法贯通、法法衔接方面的制度,为各地监委依法履职提供遵循,确保监督调查处置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成立仅10天,黑龙江省监委首次采取留置措施,对省林业厅厅长杨国亭(非中共党员)涉嫌严重职务违法问题进行调查,以实际行动彰显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带来的强大力量。

摘编自2018225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解 读】

从国家监察法看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正所谓“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更需要在全过程中体现法治的引领和保障。通过立法的引领作用,用法治的利剑为改革披荆斩棘、扫除障碍。20183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经投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此次修改,历史深远,意义重大。其中,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增加监察委员会一节,并将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和组成人员予以明确,并特别指出,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更是再次确立了宪法的权威性与科学性。

十九大报告指出:“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作为配套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一项立法,监察法被认为是一部对国家监察工作起统领性、基础性作用的法律,是我国反腐败领域的一部重要立法,为监察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它明确了监察委的法律定位和权力运行机制,实现了监察对象全覆盖,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了相关法律的责任。

从监察法制定过程看,较好地处理了母法和子法的关系,先修订宪法,宪法通过后再制定监察法。现在制定监察法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的必然要求。改革的深化要求法治保障,法治的实现离不开改革推动。

在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党中央首先提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立监察委员会,并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代表党和国家行使监督权和监察权。接着,通过宪法修正案,对监察委员会作出专门规定。随后,审议监察法草案,将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纳入国家机构体系,明确监察委员会由同级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在立法技术方面与时俱进,充分体现了时代性和科学性。制定监察法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对于创新和完善国家监察制度,实现立法与改革相衔接,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摘编自2018321日人民政协网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中国特色监察体系的创制之举

“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始终大步向前。今年两会期间,国家监察体制领域的改革举措分量之重,引人瞩目。311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增加了有关监察委员会的各项规定;全国人大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进行了审议。318日,杨晓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并进行宪法宣誓。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怎样突破创新、步步推进的呢?

健全组织架构

20161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他指出,“要坚持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扩大监察范围,整合监察力量,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

这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在谈及2016年主要任务时,就明确提出,研究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建立覆盖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的国家监察体系,使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相互配套,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决策已经下达,落实抓铁有痕。国家监察组织架构的健全与监察法的立法开始分头推进。

改革试点从个别省市逐步覆盖全国。2016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北京等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一个多月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在北京市、山西省和浙江省开展改革试点工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2017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当年11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2018225日,广西崇左市大新县监察委员会挂牌成立。至此,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监察委员会全部组建完成。

“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及试点工作,是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杜治洲认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从先行试点开始,“表明了中央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既具有坚定决心,也抱着十分审慎的态度,待试点积累经验后再推广。”

3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其中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宪法明确了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机构的法律地位。对此,中央纪委副书记肖培指出,宪法修正案专门增写监察委员会一节,是对中国政治体制、政治权力、政治关系的重大调整,是对国家监督制度的顶层设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的丰富和完善,是对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经验的深刻总结。赋予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使改革于宪有据、监察法于宪有源,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推动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313日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指出,监察部并入新组建的国家监察委员会。

318日,杨晓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此前,在两会“部长通道”上接受采访时,杨晓渡明确表示,中纪委和监察委合署办公后“不是一个超级权力机构”。他说:“我们做的大量工作,大概是日常拉拉袖子、提个醒的工作,是监督的工作,是防止人由小错误变大错误的工作。毋庸置疑,我们也会坚决惩处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分子。”

推进监察法立法

“法者,天下之准绳也”。在国家监察组织逐步健全的同时,监察法也在酝酿之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的说明》指出,“制定监察法是坚持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有机统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监察道路的创制之举”。

说明中还提到,监察法立法工作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牵头抓总,在最初研究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方案的时候即着手考虑将行政监察法修改为国家监察法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主任张硕辅表示,制定监察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这对创新和完善国家监察制度,实现立法与改革相衔接,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工作,意义重大。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本身是依法防腐、法治防腐的必由制度和具体体现。制定国家监察法,可以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法治化的轨道上全面推进。

监察法被认为是一部对国家监察工作起统领性、基础性作用的法律。监察法草案中最受关注的两大亮点,一是监察对象范围覆盖了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二是监察法赋予了监察机关谈话、讯问、搜查、留置等调查权限。

根据草案规定,监察机关对6类人进行监察,包括:

(一)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和工商业联合会机关的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二)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四)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五)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六)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这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管住了这个广阔领域,有助于真正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确保权力被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监察法草案依据党的十九大精神,明确了可以将被调查人留置在特定场所的几种情形。

此前的“两规”措施是党内法规规定,由纪检机关使用;现在的留置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立法授权的,适用范围更为广泛。可以说,解决了调查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中的法治难题,推进了反腐败工作的规范化、法治化。

进入改革深水区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系。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认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经验基础上提出的重大举措,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一以贯之推进自我革命的勇气和使命担当。

而随着宪法修正案、监察法草案审议通过,国家监察委员会组建完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下一步的改革将如何深入?

肖培指出,在实践中,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还面临着一系列需要深化探索实践的问题。比如,如何依法依规行使职权、实现人员力量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高度融合、将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授予派驻机构部分监察职能、构建权威高效体制机制、实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有机对接、提升纪检监察干部政治站位和业务本领等。

应松年表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加强党的领导是任何改革都必须坚持的政治方向。

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书记、区监察委主任许传智认为,监察法审议通过后,下一步应该尽快制定完善监察体制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实现监察工作与司法工作有机地衔接。

对于未来“谁来监督监察委”的问题,庄德水认为,应该根据监察法出台一系列具体工作机制和细则,构建完善的监督机制。各级人大应对本级监察委工作落实情况进行定期评估,不断完善监督体系。

摘编自2018320日人民网

 

以国家立法保障反腐行稳致远

我们推进各领域改革,都是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立场,是党心民心所向,必须始终坚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推进。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要求相比,我国的监察体制机制存在着明显不适应问题。一是监察范围过窄;二是反腐败力量分散;三是体现专责和集中统一不够。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立监察委员会,并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代表党和国家行使监督权和监察权,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从而在我们党和国家形成巡视、派驻、监察三个全覆盖的统一的权力监督格局,形成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惩治腐败的有效机制,为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监察道路。

应当看到,制定监察法,明确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明确“各级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从而与党章关于“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相呼应,通过国家立法把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机制固定下来,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这次监察体制改革确立的监察制度,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制度文化,是对中国历史上监察制度的一种借鉴,是对当今权力制约形式的一个新探索。制定监察法,就是通过立法方式保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有机统一,将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不断提高党和国家的监督效能。

改革的深化要求法治保障,法治的实现离不开改革推动。监察法是反腐败国家立法,是一部对国家监察工作起统领性和基础性作用的法律。通过制定监察法,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形成的新理念新举措新经验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巩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果,保障反腐败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摘编自2018315日新华网

 

读懂监察法草案:谁来监督监委

监察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五十四条明确:“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监察人员执行职务和遵守法律情况的监督,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监察队伍。”

通读监察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不难发现,对监察机关的监督绝不仅仅限于监察机关内部的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试点决定和监察法草案依法在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的同时,规定了严格的监督机制,强化对监察权的监督制约,防止出现“灯下黑”。

一是党委监督。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领导本身就包含着监督。党委书记定期主持研判问题线索、分析反腐形势,第一时间听取重大案件情况报告,对初核、立案、采取留置措施、作出处置决定等审核把关,随时听取重要事项汇报,确保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

二是人大监督。监察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规定,监察机关应当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听取和审议本级监察机关的专项工作报告,并组织执法检查。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者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就监察工作中的有关问题提出询问或者质询。

三是内部监督。监察机关设立专门的干部监督机构,强化对监察权行使的监督。内部机构设置体现反腐败工作各环节既相互衔接又相互制衡的理念,强化制约监督,防止权力滥用。问题线索由相关部门集中统一管理,动态更新、全程监控。监督和调查部门分设,“前台”和“后台”分离。留置等审批程序和使用期限都有严格的限制。对需要采取技术调查、限制出境等措施的,依然沿用现行做法,经过严格审批后交有关机关执行,监察机关与之不重复、不替代。案件审理部门负责审核把关,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退回调查部门补充证据或重新调查。对办案过程开展“一案双查”,既复查案件本身情况,也查明案件调查人员依纪依法履职情况。

四是与司法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监察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规定,腐败案件的调查由监察机关负责,查明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可以退回进行补充调查。在制度上形成了监察委员会调查、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的工作机制,也体现了司法机关对监察机关的监督。

五是人民群众监督。监察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规定,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公开监察工作信息,接受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留置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解除的”等行为的,被调查人及其近亲属有权向该机关申诉。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综上所述,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既有全面的外部监督,也有严格的内部监督,使监察机关始终在严格的监督制约下开展工作。

摘编自2018123日中新网

 

科学把握国家监察立法的思维方法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根据中央精神,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正在全国推开,制定国家监察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作为新时代我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大战略安排,国家监察法承载着以反腐败科学立法,保障反腐败斗争从压倒性态势到压倒性胜利的重大政治使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科学把握国家监察立法的思维方法,需要掌握和运用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

用战略思维把握政治意旨

战略思维强调大局观、整体观、洞察力和预见性。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省(市)探索实践,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工作,圆满完成试点任务,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为试点工作全面铺开和制定国家监察法提供了实践基础。

制定国家监察法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我们推进各领域改革,都是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立场,是党心民心所向,必须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推进。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组建的监察委员会就是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目的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制定国家监察法,就是要将我们党关于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规定监察机关的职能定位、监察范围、监察职责、监察权限、监察程序等重要内容,为监察委员会履行职责、开展工作提供法治保障,在反腐败工作领域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用历史思维把握中国特色

历史思维旨在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注重把握优秀文化根脉。国家监察法确立的监察制度,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制度文化,是对中国历史上监察制度的一种借鉴,是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对当今时代权力制约形式的一个新探索。

监察制度是我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特色,历史悠久,体系严密。我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先秦,形成于秦汉。经过长期的嬗变,我国历史上的监察制度在监察形式、监察内容上多有创设,形成了监察机构独立化、监察官员选拔制度化、监察方式多样化、监察制度法律化等特点。当代,在开展反腐败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纪检监察为核心的中国式权力监督机制。我国监察法的创制在世界监察制度中独具特色,为当下的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历史资源和现实经验。其中,监察委员会是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机构,和纪委合署办公,代表党和国家行使监督权,是政治机关,不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这些立法设计,既是政治改革和反腐治本的新探索,也是在吸收了我国传统监察文化的有益经验基础上与时俱进的表现。

用辩证思维把握功能作用

辩证思维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抓住关键、找准重点、解决问题。国家监察立法的目的在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监察体系,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制,强化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制定监察法就要着眼于立法目的,有针对性地进行科学设计,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坚持问题导向而不是逻辑导向,只有这样制定的法律才能做到科学管用。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问题导向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原动力。用辩证思维把握监察立法功能作用,就要转变普通刑事立法的传统观念。只有把握腐败治理对象的特点及行为规律,构建科学合理的反腐败立法规范,才能为反腐败斗争提供有效的法治资源。国家监察法草案在调查手段、强制措施、证据采信等规范设计上,考虑到职务犯罪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和高智能、高隐秘特点,作出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的特殊规定,以适应反腐败斗争的客观需要。监察法区别于刑事诉讼法,监察机关行使的调查权不同于刑事侦查权,监察机关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适用监察法,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适用刑事诉讼法。

用创新思维把握时代特征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有效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是新时代反腐败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之举。改革的本质是组织和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就是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创新就是制定国家监察法。

制定国家监察法是把新形势下深化改革、加强法治和全面从严治党的相关要求有机统一起来的重要制度安排。国家监察法草案规定的监察机关的职责和权限,体现了加强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新要求。坚持宽打窄用,调查手段要宽,调查决策要严,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必要的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细化监察权内涵。留置作为一种调查措施在国家监察法中确定下来,并规定严格的程序,有利于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法治难题,彰显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和自信。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所有“政纪”均已成为国家立法。因而,新的制度设计用“政务处分”替代“政纪处分”,国家监察机关将依法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作出处置。

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形成的新理念新成效新经验通过国家法律固定下来,有利于巩固不敢腐、促进不能腐、强化不想腐。制定国家监察法,巩固和深化监察体制改革成果,完善和创新国家监察制度,对于实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监察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2018117日中国社会科学网

 

为什么要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为什么要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

“两规”对于纪检机关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反腐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1994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28条第三款规定了“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的措施。20多年来,各级纪检机关坚持“少用”“慎用”原则,健全规章制度,严肃纪律要求,加强监督检查,既突破了大案要案、震慑了腐败分子,也保证了“两规”措施严格规范使用。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是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的必然要求。国家监察委员会不是司法机关,它的职责是监督、调查、处置,反腐败所涉及的重大职务犯罪不同于一般的刑事犯罪,国家监察法也不同于刑事诉讼法。国家监察委员会不是按照刑事诉讼法来行使侦查职能,也不是按照过去的行政监察法行使一般意义上的调查职能,而是一个全新体制,需要行使比较全面的调查权,所以要赋予它有效履行职能的措施和手段,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查措施就是留置。将要制定的国家监察法,对留置的审批程序、适用对象、使用条件、措施采取的时限等都会做出严格的法律规定,乃至于对调查过程的安全、医疗保障等也会做出相应规定,这对于进一步推进反腐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具有重大意义。

摘编自20182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制度反腐学者和纪检监察实务专家李永忠:

监察体制改革避免“同体监督”

3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确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这标志着我国朝着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迈出了重要一步,将真正实现监察全覆盖、监督无死角。制度反腐学者和纪检监察实务专家李永忠表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仅整合了办案力量和监督资源,更重要的是使监察权成为独立于行政权之外的一种权力,对于过去监督权隶属于行政权这样一个不科学的权力结构进行了分解,使同体监督变成异体监督。

历史上即有监察权行政权分立

新京报:十二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建国作监察法草案说明时表示,这次监察体制改革确立的监察制度,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制度文化,是对中国历史上监察制度的一种借鉴。中国历史上的监察制度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李永忠:古代中央集权的建立和延续主要得益于两个制度,一个是隋唐开启的科举制度,另一个就是古代的监察制度,监察机构与行政机构分立,御史大夫、监郡监县御史则负责监督。监察权与行政权相互制约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历朝历代吏治的好坏。

举个例子,汉武帝时期,用相当于县委书记的“小官”——刺史,年俸才600石,去监督相当于省委书记的“大官”——郡守,年俸达2000石,一个刺史要同时监督几个郡守,效果却很好,汉武帝曾说过“以小治大,内外相维”。

回顾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监察权与行政权是否分立,很重要。

新京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最早设立的监察机构有哪些特点?

李永忠:19274月,中共五大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前身。1949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19549月,政务院改为国务院,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国务院监察部。

从名称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时期的人民监察委员会,先后设置在政务院、国务院下面,也就是说,都是在行政序列中,并没有实现监察权与行政权的分立。

合署办公让纪委工作受到拖累

新京报:“文革”后,中纪委、监察部分别于1978年、1986年恢复重建,这时的监察体制呢?

李永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功绩,我认为不仅在解放思想上,而且在党内权力的分解上。重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是党内权力科学分解的重要一环。当时,邓小平就提出,“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下决心“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1986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设立监察部。19877月,监察部正式挂牌办公。当时,中央也试图通过党政分开来进行政改突破。

新京报:1993年1月,中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当时这个决定,是出于哪些方面考虑?

李永忠:19931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中央纪委、监察部开始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两项职能的体制。这之后,全国各地的纪委和监察部门也陆续合署办公。合署办公的好处是力量集中、效率提升。

可是也引发了一个问题。由于监察部门还是在政府序列里,合署后只好走上扩大外延,缩小内涵的做法。主要职责由监督专门机关,逐步向办案机关,以至于向纠风、执法、效能等部门工作转移。以至于效能监察成了中央纪委的一个重要室。而且,由于监察部门的地位不高,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合署后某种程度也拖累了纪委——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的地位,使纪委的外延工作越来越多,监督的内涵职责越来越小,使监督的关口不但没能前移,而且不断后撤。

许多腐败问题源于“权力配置不科学”

新京报:你觉得腐败现象存在,是因为哪些问题?

李永忠: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一个主要领导的腐败问题是由同级纪委监督检举揭发出来的,这个客观现实足以证明监察体制存在的问题。当年,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就说过: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监督的了。江西的胡长清也讲过,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他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永远在路上》专题片中有很多贪官的忏悔,其中,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的忏悔有两句很深刻,“人生都是现场直播,没有办法重来”,“认真地分析自己的罪错,我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就是这些罪行和错误发生在我身上,它居然带有必然性!”分析这些贪官的心态,可以明白,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虽然跟个人素质有关,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不科学的权力结构和不合理的选人用人体制。如果反腐只停留于抓贪官,不从改革权力结构入手,那么还是会陷入割韭菜的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刻指出“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源于‘权力配置不科学’”。

新京报:那么这次监察体制改革,是不是解决了“权力配置不科学”的问题?

李永忠:201611月,中办印发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中,有一句话很重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仅仅整合了办案力量和监督资源,更重要的是使监察权成为独立于行政权之外的一种权力,对于过去监督权隶属于行政权这样一个不科学的权力结构进行了分解,使同体监督变成异体监督,国家公职人员都能受到相对独立的国家监察机关的严格监督。

20多年前就分析过同体监督的弊端,并创造了异体监督这一词组。基本原理就是:再锋利的刀刃,也砍不了自己的刀把。由于监察机关一直在政府序列中,是政府的职能部门,按照当时的《行政监察法》,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监察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工作,对本级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而且,一些地区监察机关的人事、财务等都由地方政府控制,导致监察机关缺乏独立性,陷入了“同体监督”的困境。

监察委体制突破“双重领导”框架

新京报:此番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监察法,对于解决“权力配置不科学”问题,有哪些突破?

李永忠:监察法一个重大突破就在于,异体监督破题,法律明确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上述对于领导体制的规定,突破了原来的“双重领导”的框架,也摆脱了“同体监督”痼疾。

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使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已形成,这为监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奠定了社会基础;监察法颁布实施,又将为监察体制改革提供制度支撑。随着权力结构的改革和完善,将有利于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将有利于保证看得见的管得着,顶得住的站得住,干得好的上得去。这就是进入新时代,我们通过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从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2018321日《新京报》

 

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陈光中:

《监察法》出台的背后究竟是什么?

2018320日上午,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八次全体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经表决通过。

监察体制改革从提出至今,已经过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探索。截至今年2月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监察委员会均挂牌成立。

2016117日,中办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揭开监察体制改革的序幕。

20176月,监察法草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117日,草案公布,向社会征求意见。1222日,监察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审议。二审稿根据各方意见,进行了多处修改,包括进一步规范了留置场所的设施和管理、完善通知家属的规定,明确了要接受人大的监督,并与检察机关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等。

而此次表决通过的《监察法》,在二审稿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

“《监察法》的制定是新时代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对于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监察体系,具有决定性意义。”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陈光中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解读《监察法》。

监察体制写入宪法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新闻周刊:《监察法》一审稿公开征求意见时,你曾提出,应修改宪法,将监察体制反映在其中。今年3月1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确实将监察体制写入其中。你认为这样的修改有什么意义?

陈光中:我认为,这意味着监察法的制定于宪有据。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坚持依法治国的前提是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治国首先就要求任何有关设置国家机构的基本法律的制定或者修改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这是基本前提。

3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进而将监察体制纳入宪法,以最高法律权威的形式确立了监察权力体系的合法性。

本次宪法修正案对我国现行宪法作出21条修改,其中11条同设立监察委员会有关。宪法修改案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增加一节“监察委员会”,就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名称、人员组成、任期任届、领导体制、工作机制等作出规定。并且《监察法》第一条中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可以说,国家监察体制在宪法层面的确立以及在《监察法》中写入“根据宪法”,是监察制度有序建构与合法运行最为重要的基础,具有深远且重大的完善意义。

中国新闻周刊:过去,有关监察机关的性质和地位,在学界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监督机关,有的学者认为监察委员会属于政治机关。此次通过的《监察法》对此做出了规定,你对此有什么样的理解?

陈光中:《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监察法》第三条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无论是《宪法》抑或《监察法》,均明文规定了监察机关的性质与地位,对此我完全赞同和支持。

监察权应当区别于行政权与司法权,是一项独立的监察权力。笼统提监察机关属于政治机关,从字面意义上无法体现出监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构的质的区别。

另外,监察机关无论基于立法规定抑或权力属性都具有独立的地位,即是我国独立的监察机关并独立行使监察权力。

《监察法》第四条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负责全国监察工作。第四款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并且上述内容在宪法中也有明确的体现。

这表明了监察权作为一项独立权力,由国家监察机关行使,与人民法院审判权、人民检察院检察权并列,宪法对监察机关的监察权力授权具有专属性与独立性。

《监察法》在人权保障方面有所进步

中国新闻周刊:此前你曾提出,建议《监察法》能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目前出台的《监察法》在人权保障方面是否有进步?

陈光中:我认为有所进步。《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宪法原则,我国任何国家机关行使职权都应当遵循宪法所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监察委员会也不例外。

《监察法》从草案至最终尘埃落定,制定与修改过程中吸收各方意见,促使《监察法》更为完善,在人权保障上更加具体化。

比如,其中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调查人员进行讯问以及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留存备查。相较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录音录像的覆盖范围更加广泛。

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被留置人员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后,被依法判处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的,留置期限应当折抵刑期。留置一日折抵管制二日,折抵拘役、有期徒刑一日。刑期折抵的规定符合法治的要求。

第六十七条规定,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给予国家赔偿。保证了受害人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此外,关于搜查、扣押、技术性调查等措施的程序性规范,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的条款,都较好地体现了法治精神,也有利于保障被调查人的合法权利。

中国新闻周刊:《监察法》明确规范了留置这一调查手段,并用此取代了“两规”。你认为,留置相比“两规”,它的进步性在哪里?

陈光中:按照《监察法》,留置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一次,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省级以下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的,延长留置时间应当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另外,对于留置地点、留置期间的保障都做出了规定。这些都是留置较“两规”进步的地方。

另外,过去按照党规进行“两规”,严格说起来,在法治化方面是有缺陷的。现在,依照国家的法律,对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是党规转向国法,党内的机构转向国家的机构,我们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监察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留置场所的设置和管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你认为,留置场所应设置在哪里?

陈光中:在实践中,各地做法不一,有的放在纪委的专门的留置场所,有的放在看守所。我建议为了确保监察调查依法、有序进行,应当统一在看守所执行。

中国新闻周刊:此前,一部分舆论关注,在监察机关调查期间,尤其是被调查人被留置之后,律师是否可以介入的问题。对此你怎么看?

陈光中:《监察法》目前没有明确规定能否聘请律师。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监察调查活动以《监察法》为依据还是以《刑事诉讼法》为依据,因为调查活动显然是依据《监察法》。该问题的关键,在于《监察法》规定的“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调查措施,其中大多数具有很高的强制性,我认为调查期间允许律师介入,可能会对调查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但是可以切实保障被调查人人权,有效提升办案质量,尤其是使得调查结果更为准确,防止出现事实认定偏差乃至冤假错案。目前,《监察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也没有明确禁止,因此我建议监察调查期间应当允许律师介入。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留置的相关规定,你是否有其他建议?

陈光中:《监察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立案调查决定应当向被调查人宣布,并通报相关组织。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应当通知被调查人家属,并向社会公开发布。”这意味着立案毫无例外都要通知家属。

而《监察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被调查人采取留置措施后,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留置人员所在单位和家属,但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等有碍调查情形的除外。”该条对不通知的例外情况作了例举,实践中很可能让不通知家属成为一般情况。

而且结合第三十九条,有碍侦查的例外情况在立案通知时就可能发生。既然如此,第四十四条的特殊规定的必要性就大大减少。《刑事诉讼法》规定采取羁押措施时毫无例外都要通知家属。因此,我建议留置后毫无例外通知家属。

监察委与其他机关的配合与制约

中国新闻周刊:《监察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你认为,在反贪、反渎职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已经转隶到监察部门之后,检察院的自行补充侦查应该由哪个部门负责?

陈光中:我认为检察机关仍应保留一定的侦查力量,设置独立的侦查部门,以实施补充侦查。

另外,《监察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监察法》并未明确监察机关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由谁侦查。如果由监察委员会自行侦查,存在自体监督的不足。有学者呼吁监察机关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交由同级检察机关侦查。我认为这样能够起到良好的制约作用,对于推进监察体制改革是好事。

中国新闻周刊:《监察法》对于监察机关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做出了规定。你怎么看待相关规定?

陈光中:从检察与监察的关系来说,案件移送起诉以后,如何采取强制措施来代替留置,以及要经过审查决定,是不是提起公诉,这些问题的规定,使得二者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制约。

从法院与监察的关系来看,体现了以审判为中心的精神。《监察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该规定贯彻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将对防范冤错案件、推进司法公正起到保障作用。

从公安与监察的关系来看,公安主要是协助监察机关进行调查,这种协助同时也是一种制约。

摘编自2018321日搜狐网

 

上海政法学院副校长关保英:

监察法的法治价值和时代精神

监察法的制定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具有极为深远的现实意义。

监察法草案融入了修宪体系。

3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这是宪法关于监察机关的性质和地位的顶层设计,在此基础上宪法修正案进一步强调“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由法律规定”。监察法草案的制定正是对宪法这一原则精神的贯彻。在宪法精神的指引下,监察法草案进一步规定了监察机关的机构体系、监察范围、监察职责、监察权限、监察程序等重要内容,对宪法修正案的相关内容作了细化,有利于在法治实践中贯彻实施。

监察法草案契合了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大决策部署。十九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新一轮机构改革的重要举措,对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起到了积极作用。

监察法草案体现了反腐败长效治理态势。

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推动反腐败长效治理态势的形成。在监察的体制机制上,监察法草案将监察委员会定性为反腐败专门工作机构,把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的职能、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职能、行政监察机关的监察职能等整合起来,形成反腐败的统一工作机构,既凝聚了力量,又解决了职能交叉重叠的问题,树立了监察机关的权威性。

监察法草案形成了治理体系的后续保障。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要求解决机构重叠、职能重复等问题,避免政出多门、责任不明、推诿扯皮的现象,而且要求党、国家机构和公共部门职能、政策、标准、流程更优化,资源更整合,权责更协同,监督监管更有力,运行更高效。国家监察委员会整合各种监督职能与力量,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相对独立的监察和监督。通过监察与监督,对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能中的错误行为予以纠正,有助于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监察法草案构建了反腐败的具体制度和规则。

监察法草案从监察主体、监察对象、监察权限、监察手段、监察程序等方面构建了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和规则,赋予监察机关必要的权限,严格规范监察程序,强调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条文明确,便于操作。同时,监察法草案对监察手段和措施也作了明确规定,除保留原有行政监察措施中的合理因素外,用“留置”取代了以往的“两规”,而且“留置”是有许多前提条件限制的,这些在立法中都有明确规定。

摘编自2018317日《光明日报》

 

 

【探 究】

监察制度在不同法系中的历史演进

监察治理是开明之治、盛世之治的重要标志,但其并非西方近现代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法源及政治经济背景下,监察制度的演进呈现出路径依赖特征。

中华法系实现了由监察权的一体化行使到分化,再到集中统一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监察”也称“监司”,于战国时期萌芽;至秦朝,始于中央设立御史大夫,在地方设立监察州郡的御史;至汉朝,监察治理法律化进程正式开启,颁布了专门的监察法规“察吏六条”;“监察”一词亦最早出现于汉代孔安国的《尚书注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出现了关于“监司依法举罪狱官”的体系化思考。到宋朝时,与之相应的责任话语进一步得到强化,形成了“监司责辩于郡,郡责辩于县”,“责监司以守郡清肃”,以及覆盖特定领域监察(如“责监汉阳酒税”管理)的体系化问责程序。至清朝,颁行了中国古代最完整的监察法典《钦定台规》,达到了古代监察制度发展的顶峰,并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总体上看,中华法系的监察治理广泛涵盖“司农出纳、监决囚徒”等各个方面,呈现由监察权的一体化行使到分化,再到集中统一的发展趋势,形成了受中央垂直领导的监察系统。汉代是这一趋势的转折点,其时另设司隶校尉、丞相司直,客观上分化了集中统一的监察权,而致争权牵制之弊,因此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始,明确了监察权的集中统一行使。

具体到对于监察人员的监督方面,中华法系以专门监督与定期巡视相结合为核心,确立了对于监察人员(“御史”“刺史”)的监督。

一方面,对监察人员的责任设定要严于其他官吏,如《明律》规定,监察御史“受赃”的刑加二等;另一方面,实现了言谏之责与为治之责的结合,谏官体制与御史监察共同组成了吏制监督系统,充分保障“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

大陆法系确立了以代议机关监察一体化为核心的监察制度

欧洲大陆是西方监察的发源地,也确立了现代监察治理的法治原则。公元前5世纪,监察官被视为“罗马共和国时期最神圣的高级官职”,其监督范围不仅包括“元老名单”,而且及于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最长任期为18个月。至公元16世纪,法国国王亨利二世设立监察机构,监察范围覆盖了行政、财政、司法事务,监察对象包括执行公务的官员,以及集行政管理与司法职权于一身的“邑吏、邑长”(通常为受过良好法律训练的贵族);并且,监察职能仍在不断扩大,到了路易十二执政时期,监察官成为(派驻)地方的最高官吏。

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监察制度以瑞典议会监察员为起始,其最早于1809年设立。监察专员作为议会组成机构监督和推动法令的实施;其由议会设立(共四名监察员),代表议会负责对所有政府机构的监察,但不能调查选举产生的议员。在瑞典的影响下,自20世纪开始,欧洲大陆各国相继确立了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形成了覆盖法院系统、政府官员、公共机构雇员及其他执行公共任务的人员的监察体系。

不同于中华法系行政与司法合一体制下的监察治理,大陆法系监察职能的扩大以代议机关监察一体化与检察一体化相结合为路径,形成监督官员职责与行为的分权结构,全面覆盖了对司法辅助人员、书记员、户政官员等的监督。从本质上看,代议机关监察一体化是议会制约政府权力的重要体现。

但是,从权力运行与监督规律看,大陆法系监察范围的广泛性与其监察体制本身存在不匹配。与专门机关监察相比,议会监督与监察一体化不利于反腐职能的专项运作,更易产生对监察权的操控甚至是空置,面临着监督权配置与权力运行不相适应的困境,且不具备彻底性与周延性。

英美法系的行政监察及监察与审计合一制

英美法系的监察治理以行政监察为核心,在监察范围方面,监察的对象集中于合法但不合理的“不良行政”范围,主要是对政府不当行为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1967年《议会行政监察专员法》还排除了监察员对一些政府部门或领域的监察权力行使。

不同于大陆法系的代议机关监察一体化体制,英美法系形成了更为完备的“分权式”监察治理格局,也呈现出分散化、差异性特征(包括监察体制与检察体制在内)。在与多党政治的交织下,监察治理的推进在“三权分立”博弈中面临多重困境。不同于大陆法系(除意大利、波兰外)监察职能的专项设置,英美法系的监察体制兼具审计、协调、调查、预防贪腐的职能,并以监察与审计合一为路径推进公共行政责任制度改革。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美国监察与审计合一体制的确立,其在《1978年监察长法》中得以确立。监察长有权对有关行政机关工作进行审查、监督、审计(接管原来政府内审机关的职权)。

在新公共管理等运动发展的背景下,英美法系监察体制的重心由治理官员舞弊与腐败现象转变为行政绩效与政策评估,弱化了廉政监督的重要职能。这种体制推动成本节约与资源整合的路径,实质上反映了西方权力监督的不彻底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制度设计

在从中华法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监察话语的内生性演进中,监察治理领域由古代向皇权负责的等级问责,回归到现代向人民负责的法律问责,完成了由古代的“吏制”责任向现代的法律责任、由等级豁免向全面监察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也进一步得到深入推进,监察治理沿革的内生性结构不断完善。一方面,中国广纳谏言与严格督责的开明文化传统,塑造了国家监察治理的精神品格;另一方面,中国监察治理更进一步推进了对于监察人员的监督与问责,以悠久的“治道”传承奠定了监察责任制度建设的开拓性视域。

中国在借鉴西方确立的监察权行使的独立性、监察事项公开及监察责任与履职保障相统一原则的同时,亦须注意中国与西方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所形成监察治理路径也存在本质区别。西方的党派政治与分散化的监察权责配置,以对抗式的责任审查为路径,导致了监察权的弱化(并未实现全覆盖)以及监察责任与司法责任发展的不平衡,事实上反映了“三权分立”下的政治限制与司法监督的局限性。中国的监察治理话语与责任制度现代化进路,实现了对西方监察治理与责任制度的本质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国家监察以人民根本利益一致性基础上对公权力的彻底性、系统化的监察为特征,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形成贯通各个领域的国家监督体系,推进专门机关监察与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真正全面、彻底地推进人民监督。

摘编自2018122日求是网

 

监察委如何在金融安全中发挥作用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提出,要重点查处金融信贷等重点领域的腐败问题。这表明,中央已把金融风险的防控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出问题都是大问题,后果是灾难性的。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对经济社会形成的危害触目惊心,阵痛犹在。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领域也查处了陶礼明、姚中民、姚刚、张育军、杨家才、项俊波一批金融蛀虫,但引发金融风险的隐患犹存。近期银监会查处的浦发银行775亿元大案,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为掩盖不良贷款,通过编造虚假用途、分拆授信、越权审批等手法,违规办理信贷、同业、理财、信用证和保理业务,向1493个空壳企业授信775亿元,换取相关企业出资承担其不良贷款。

作为新组建的地方监察委员会,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发挥监督、调查、处置职能,维护地方金融安全,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推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作为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重要工作去抓。

一是重点查处盲目追求业绩,形成金融资源错配,掩盖金融风险的问题。例如,浦发银行775亿元大案,是典型的追求业绩政绩、延迟暴露信贷风险的案例,其结果是形成虚假的资产质量和经营利润,造成经济“晴雨表”的失真。产生如此巨额的不良贷款并掩盖真相,背后有无道德风险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近几年各大商业银行产生了大量不良贷款,形成了大量呆账损失,虽有金融危机影响,但部分贷款投向了国家限制的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行业并且形成损失,应严查有权审批人员的失渎职责任。这几年业绩考核的压力使银行业有信贷投放的冲动性和依赖症,因为投放贷款能产生利润、存款、中间业务收入及其他金融产品销售,因此从高管到客户经理为争取贷款投放违规打通各个环节,主要表现是不符合国家产业行业政策、企业不具备承债能力、贷款用途不实、抵押物价值高估、担保不合规等,甚至投向了“僵尸企业”。对那些违规投放形成损失的责任人应予以严查。

二是重点查处以创新为名,通过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形成金融资源错配,脱实向虚。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爆点就是次贷危机。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品的无序过度发展,再加上监管松弛,最终引发危机。目前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步伐加快,金融产品琳琅满目,但有部分商业银行利用金融创新诸如信托、理财、保理、资管等产品及资管产品通道业务将金融资源配置到房地产、高耗能、高污染及产能过剩等国家限制性行业,有的将金融资源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形成虚假的利润、虚假的繁荣。这一点上特别应严控地方性商业业银行的违规行为,避免形成区域性的金融风险。

三是重点查处利用金融资源配置权利行贿受贿行为。信贷资产是稀缺资源,社会不法分子想尽千方百计骗取信贷资源,梦想一夜致富。有的和银行人员内部勾结、有的以各种方式贿赂、有的以实体为名实为空壳骗取贷款。更有银行内部人员暗中经商办企业、从事高息揽存放贷,变相为自己提供信贷资源。对这类现象更应重惩严处,挖出蛀虫,还金融一片洁净。

摘编自2018224日《监察委前沿》微信公众号

 

监察体制改革中: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工作需做到“五要”

监察委员会成立后,与纪委合署办公,做到了人员融合、工作融合、思想融合。案件审理工作是纪委监委的一项重要职责,是信访线索处置和案件办理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对内,是对执纪监督和执纪审查工作实施有效监督;对外,是对执纪审查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窗口,是对执纪监督案件当事人处分的最后一道关口。新时代,新特点,对案件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所以,案件审理工作必须做到“五要”。

一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讲政治,讲忠诚,维护核心和权威,是案件审理工作的鲜明特点和内在要求,必须坚定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讲政治,守纪律;讲党性,守规矩;讲原则,守底线,是搞好案件审理工作的重要保证。否则,就会偏离方向和航线,就会栽跟头,跌大跤。

二要坚定不移讲奉献。案件审理工作任务重,时间紧,单调枯燥,时常需要加班。在案件审理工作中,需要仔细认真的态度,需要埋头苦干的精神,需要敬业奉献的意识。只有耐得住寂寞,低调做人,甘受清苦,乐于奉献,敢于担当,勇于争先,才能胜任这份工作,享受这份荣耀,品味其中的甘苦。

三要勤学苦练强素质。要坚持学习政治理论,学习法律法规,学习党纪党规,学习哲学、经济学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切实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努力成为专家型复合型人才,适应新时代对案件审理工作的新要求。远离繁华世俗,淡漠滚滚红尘,扑下身子,静下心来,加强学习,陶冶情操,钻研业务,追寻本真。否则,将会被时代所淘汰,被改革的洪流所淹没。

四要条分缕析察秋毫。案件审理工作要坚持程序和实体并重,严把事实关、证据关,正确适用党纪和法律,这就需要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条分缕析,严格审查把关,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公平和正义,享受到法治阳光的温暖,决不能因为案件审理工作的疏忽大意酿成党纪、法律的悲剧。

五要上传下达善协调。案件审理工作必须有上传下达、内外协调的功力。对内,离不开和执纪监督室、执纪审查室、案件监督管理室、办公室等科室的沟通联系;对外,经常和司法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政府职能部门联系;对上,要时常给上级纪委监委请示、汇报。所以,协调沟通能力显得尤为重要,而且要在协调沟通过程中,塑造和彰显纪委监委工作人员的良好形象。

摘编自2018223日《监察委前沿》微信公众号

 

监察委与反贪局谈话取证与讯问询问方式的异同及其融合再造

谈话是纪检监察机关办案过程中最常用到的调查手段,类似于检察机关原自侦部门的询问、讯问。是谈话人与被调查人之间面对面的心理战。因此,只有掌握被调查人被谈话时的心理特点及变化规律,才能有的放矢地促使其思想转化,从而在谈话时掌握主动权。

一、被调查人谈话时的心理特点及其变化规律

被谈话人由于趋利避害的自卫本能,被谈话时一般存在两种互相矛盾的心理一种是抗拒心理,一种是坦白心理。产生抗拒心理的主要原因包括畏罪、侥幸和抵触;产生坦白心理的主要原因包括心虚、推测和恐慌。基于上述矛盾心理,使得被调查人接受谈话时一方面妄图以拒供、少供或假供逃避罪责。另一方面,又害怕纪检监察机关确已掌握证据,如实交待会招至更重的处罚。与此同时,这两种心理此消彼长,当抗拒心理占主导地位时,会坚不吐实;当坦白心理占主导地位时,会供述交待。

随着谈话工作的推进,被调查人的心理变化一般呈现以下四个阶段

1、试探摸底阶段。当被调查人被带到谈话室接受谈话时,因为谈话的结果关系到本人的前途命运等切身利益,因而他既想对抗,守住可守的每一寸土地,也想从谈话现实中估摸出已经东窗事发,办案人员已经掌握了一定证据,但又不清楚在哪个环节中出了问题,调查人员已掌握了哪些证据。因此,便会千方百计向谈话人试探、摸底,以便摸清情况后决定自己的应对策略。

2、对抗相持阶段。被调查人接受谈话时往往具体一定的职务及身份,从发号施令的人一下成为接受调查的人,心理落差很大,对现实一时难以接受,对谈话环境一时难以适应。因此,他们面对讯问人的讯问,或再三表白,以示廉洁尽责;或者百般狡辩,喊冤叫屈;或守口如瓶,拒绝回答;或蛮不证明理,激烈对抗,从而使谈话处于僵持状态。

3、犹豫动摇阶段。由于谈话中贯穿着法纪政策攻心,使用证据,制造错觉等策略、谋略,加上与外界一段时间隔绝,被调查人赖以抗拒的主客观基础和谎言逐个被揭露和驳斥,犹豫动摇的心理会逐步上升。被调查人既想继续顽抗、侥幸过关,又怕拒不交待、按证据定性反而受到从重处罚。因此,此时被调人思想斗争激烈,也是谈话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阶段。

4、交待供述阶段。被调查人经过上述三个阶段后,深知其违纪违法事实已经败露,纪检监察机关已经掌握其证据,加上经过较长时间的较量,想尽早摆脱被谈话的困境,因而开始供述自己的违纪违法事实。由于畏罪及侥幸心理作怪,往往出现讲小不讲大、讲轻不讲重、讲显不讲隐等避重就轻现象,甚至会出现时供时翻情况。这时调查人员应乘胜追击,究追究不舍,使谈话取得彻底胜利。

二、谈话中对被调查人进行感化教育心理基础及机制

感化教育的心理基础:心理学表明,情绪、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一种反映,以某事物是否满足人的需要为中介。情绪具有短时易变特点,情感具有长时、稳定特定。情绪变化是心态变化的最前沿。情绪情感因需要满足与否具有肯定、否定性质。当事件符合或加强人的认识和愿望时,产生肯定情感,被判断并非所愿的或难以控制的,产生否定情感。

感化教育的作用机制:

1、感化教育的前提。被谈话人在谈话环境中,与外界联系被中断,有可能面临党纪国法的处分,甚至有可能失去自由、地位、身份。因此其安全、情感、社会承认等需要难以满足,因而产生否定的情绪、情感状态,形成消极、孤独、焦虑的心境。在此状态下,亲情和同情对其来说弥足珍贵。此时,谈话人通过充满情感的言语去感化被调查人,使之在情感上产生共鸣,才能感动被谈话人,才能使其因情感需要得到满足产生认罪认责认罚的激情状态,达到感化的目的。

2、感化教育的作用点:情感弱点。任何被谈话人在亲情、友情、爱情等环节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的弱点,通常是被谈话人最关心、最牵挂、最担心或最感兴趣的人或事。这些弱点正是谈话人进行情感感化教育的核心所在。通常可通过调查被谈人的同事、亲友来了解,也可在谈话过程中通过其对自己家庭亲友的叙述来了解。譬如说,大多被调查人都会对家中父母、妻儿存在牵挂,尤其那些家中生活条件差、父母有病在身,则更是情真意切地希望知道亲人的现状。

3、感化教育材料。需要调查人员主动收集,在前期摸排工作中主动收集被调查人的户籍、社会关系情况及房产、银行、股票等资产情况,通过分析相关信息,了解被调查人的兴趣、爱好、性格特征等个性心理特征。另外,在办案过程中,注意收集与其父母、子女有关的直观信息。如亲人写的信、录音、录像等。

三、感化教育的主要内容

不同个体要运用不同的感化教育内容,只有这样,感化教育才具有针对性性。根据被谈话人不同心理状态,针对性地使用的感化教育内容大致包括

1、针对其最关心前途、命运,运用宽严相济的政策法规突破其侥幸及动摇心理。任何一个被调查人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始终是极为关注的。由于他们面临纪律和法律对自己的惩处。因此对自己面临的处境和后果极为关注,对自己的前途、命运更为关切 。而我国现行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及《刑法》等法律、法规确定了宽严相济的政策。既有严厉的一面,要求坚决打击相关违纪违法行为,又有宽缓的一面,对具有从轻、减轻情节的,要求严格依法从轻、从宽处理。这些相关政策正是我们突破被调查人侥幸及动摇心理的克敌制胜法宝。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件》第四条,党的纪律处分工作应当坚持以下原则:(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处理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应当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做到宽严相济;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共五项(内容略);《刑法》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对犯罪分子自首、立功、如实交待均作了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规定。谈话时,谈话人一方面正告被调查人,违纪违法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是改变不了的,但不等于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做加法还是做减法关键看被调查人的态度。结合法规、法律把宽严相济政策讲深、讲透,从被调查人的现实处境出发,设身处地为其考虑、着想,使其感受到谈话人存心想挽救他的诚意。充分利用其闪光点及现实从轻、从重处罚的案例,通过具体、生动、形象的说理对其感化教育,促其如实交待。

2、针对被调查人的悲观心理,利用家庭、亲情理论劝说对方,让其不忍心破罐破摔。家庭、亲情理论是指家庭、亲情是被调查人最关心、最放心不下的问题,也是最容易从心理上感化对方、突破对方口供的切入点。平时被调查人可能不会太多考虑家庭、亲情,但是一旦严重违纪、违法构成犯罪,面临处罚时。最让被调查人牵肠挂肚的就是亲情、家庭。所以,在谈话中,可以从被谈话人家人都希望其没有违纪、违法,或者虽然涉嫌违法犯罪,却希望其尽早说清问题争取早日回家,早日成为一个正常人的角度出发,点明其破罐破摔的后果是严重违背家人意愿的,是其亲人所不希望看到的。因此,谈话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其以满足部分亲情的感情需要,可以使被调查人充分信任讯问人员,继而可能产生一定的激情状态,达到感化教育,促其如实供述的目的。

3、针对被调查人的畏罪心理,利用多种原因理论化解顾虑,消除对立。被调查人构成违纪违法,往往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客观原因,又有其本人主观因素。但面对即将承担的法纪责任,被调查人往往存在畏惧惩罚心理。此时,办案人员应换位思考,从化解被调查人思想顾虑角度出发。从“违纪、违法多种原因理论”入手,客观上说明违纪、违法不能完全归因于其本人。多种原因原因理论是指违纪、违法原因很多,虽然有被调查人个人本身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因为社会原因——社会风气、对方强送、朋友教唆等因素引诱造成的。所以,在谈话中,要充分挖掘对方走上违纪违法之路的原因,分析各种社会因素对其所起的积极作用,点明其犯罪是由综合原因导致的,不能将原因完全归结到其个人身上,以此减少其个人的罪责感在。进行教育感化,促其供述认罪。

4、帮助被调查人剖析违纪违法的深层原因,利用悔过书形式,促其认罪、悔罪,固定口供。被调查人之所以走上违纪违法的道路,都是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首先是放松了对自己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改造,观念出现了问题。所以在被调查人供述认罪的基础上,还要深挖其违法犯罪的思想根源,纠正其扭曲的观念。观念都有一个基准点作参照,就是人们的观念都必须符合社会准则,并在一定程度都有实现自己社会价值的需要。这正是对被调查人进行情感感化的内容。谈话人在感化过程中,应着重说明,被调查人观念上出现了偏差,指出错误所在,说明其观念的反社会性。实践中,较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敦促被调查人书写悔过书,促其真心认罪、悔罪。从思想层面上进行教育改造。

摘编自2018220日《监察委前沿》微信公众号

 

监察人员违法行使监察权如何处理?

中央纪委研究室:对于监察人员违法行使监察权的行为,应当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根据监察人员违法行使监察权的情节、性质、后果等严重程度,进行分类处理。

(一)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对监察人员违法行使监察权的苗头性、倾向性行为,要及时进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红脸出汗、咬耳扯袖,促其警醒,使其增强执纪者更要守纪、执法者更要守法的意识,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二)严格执纪、严管厚爱。对监察人员打听案情、过问案件、说情干预,未经批准接触被调查人、涉案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或者私下交往,越权或私自接触相关地区、部门、单位党委(党组)负责人的情况,一律实行登记备案、先行停职,一经查实,对未造成实质性后果、本人一贯表现良好、认错态度诚恳的,视情给予谈话函询、诫勉谈话或组织处理,情节较重或造成一定后果的调离纪检监察系统。

(三)惩前毖后、绝不姑息。对未经批准、授权处置问题线索,发现重大案情隐瞒不报,私自留存、处理涉案材料,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干预调查工作、以案谋私,违法窃取、泄露调查工作信息,泄露举报事项、举报受理情况以及举报人信息,对被调查人逼供、诱供或者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违反规定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物,违反规定发生办案安全事故或者发生办案安全事故后隐瞒不报、报告失实、处置不当,违反规定采取留置、限制出境或者不按规定解除出境限制,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严重触犯党的纪律处分条例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应当严格依纪依法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一案双查”、严肃追责。对调查工作结束后发现立案依据不充分或者失实,案件处置出现重大失误,监察人员严重违纪违法的,追究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责任。

摘编自2018131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关 注】

北京市:全要素试用12项调查措施 使用“留置”63

2017年以来,北京市纪委市监委以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为契机,突出主责主业,不断加大纪律审查工作力度,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全年共立案3585件,其中局级以上80件,给予处分3215人,其中局级60人。全市立案数、处分数、市纪委机关立案局级数、处分局级数均再创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新高。

健全监督执纪规章制度。根据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任务和要求,北京市纪委市监委严格落实《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结合监察体制改革新要求,制定出台了《北京市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调查措施使用规范》《市纪委、市监委、市委政法委关于纪检监察与政法机关在查办党员和公职人员涉嫌违纪违法犯罪案件中协作配合工作的实施办法》《北京市党政机关、人大、政协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的暂行办法》等多项规章制度,为加强对公职人员行使公权力情况的监督进一步扎紧制度笼子。

全要素试用12项调查措施。全市使用谈话7494次、讯问1024次、询问2570次、查询7777次、冻结129次、调取5603次、查封14次、扣押226次、搜查67次、勘验检查24次,鉴定42次。探索“留置”措施使用程序和标准,做好使用“留置”措施的审查指导工作。全市各级监察委员会使用“留置”措施63例,其中,移送司法机关39人,为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提供可借鉴的“北京经验”。

开展问题线索“大起底”。全年共处置问题线索3964件,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未办结的4371件问题线索进行大起底。针对中央第十一巡视组巡视“回头看”移交的366件问题线索和中央环保督导组移交的44件问题线索,组织开展排查督办工作,并全部按期办结。逐一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市委巡视组移交的局级和正处级案件线索,并反馈结果。严把党的十九大代表、人大和政协换届、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等廉政回复关,共审查3849人次,发现存在问题人选74人。

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制定《北京市纪委关于把握和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当好党内政治生态“护林员”的指导意见》。全年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13494人次,其中,第一种形态9188人次,占“四种形态”处理总人次的73.5%;第二种形态2399人次,占19.2%;第三种形态610人次,占4.9%;第四种形态297人次,占2.4%

摘编自201813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浙江省杭州市:当好监察体制改革先行先试“探路者”

浙江是监察体制改革3个先行试点地区之一,杭州作为浙江的省会城市,改革试点工作备受各界关注。一年多来,杭州市委、市纪委严格按照上级党委、纪委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积极坚定、审慎稳妥地推进试点工作,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张优异的答卷。

多措并举促人员深度融合

2017217日,杭州在全省率先完成13个区、县(市)监委的组建、转隶工作。418日上午,杭州市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市、县两级实行纪委监委合署办公,对党委全面负责,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

“脱下‘检察蓝’、转战‘新战场’,在见证监察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我和同事们也在书写着人生的新篇章。”杭州市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黄胜贤表示,回忆转隶当天的情景,一股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总会在他的心底油然而生。

此次改革,杭州市、县两级监委从该市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和预防职务犯罪三个部门划转编制259名,实际转隶人员239人,其中市级43人,县级196人。

机构挂牌、人员组建,只是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为加快推进纪委、监委机关人员思想、工作、业务等方面的全面融合,杭州市纪委快速启动了纪检监察业务专题集中培训,并从20176月开始举办年轻干部夜学班。通过全员集中专题培训和年轻干部每月一至两次的夜学,使全体纪检监察干部深化对全面从严治党的认识,将法律法规、党纪党规融会贯通,提高了队伍战斗力。

据杭州市纪委常务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张振丰介绍,在机构设置方面,合署办公后的市纪委监委,共同设立了综合部门以及信访、案件监督管理、案件审理、执纪监督和执纪审查等部门。检察院转隶人员与原纪委人员混编后进行统一调配,确保机构合理、人岗相适。

“通过‘两支队伍’的融合,推动机构融合、人员融合、业务融合和感情融合,实现‘物理融合’到‘化学融合’的转变。”张振丰道出了机构改革的初衷。

屡获佳绩勇当改革“探路者”

作为专门的反腐败工作机构,杭州市县两级监委认真履行监督、调查、处置三项职责,全要素试用12种调查措施,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充分发挥先行先试的“探路者”作用。2017年,杭州共采取留置措施31人。留置时间人均43天,而2016年“两规”用时加检察机关侦查用时人均129天,缩短了三分之二,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当属由杭州市上城区监委于2017317日开始实施的首例监察留置措施,涉案人员余建军是杭州市某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涉嫌贪污。

余建军既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上城区的干部,监察体制改革以后,按照属地管辖的规定,应当由上城区监委对其采取留置措施。此时,上城区监察委员会才刚刚组建一个月零四天,区纪委原有干部和区检察院转隶干部还在磨合之中,尚未形成具有战斗力的稳定团队。而另一方面,从法律依据讲,虽然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十二项调查措施,但具体的操作细则尚未出台,甚至连办案必不可少的法律文书都没有模板。但是,上城区纪委监委克服重重困难,通过33天的艰苦战斗,终于将这起全国监察留置首案成功办结。

2017516日,余建军涉嫌贪污一案由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1226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余建军有期徒刑15年。同时,杭州市纪委监委对此案启动“一案双查”,对涉及失渎职行为的5名相关责任人给予了相应的党纪处分。至此,全国第一例监察留置案件顺利划上了句号。

“第一是融合,当时转隶刚刚完成;第二是创新,很多程序都没有现有的流程和细则,我们大胆探索;第三是践行,这个案子很好体现了我们对监察体制改革的践行。”上城区纪委常委、监委委员田涛用融合、创新、践行三个主题词总结了监委工作人员在查处余建军案中的表现。

这起案件从立案调查到法院审判,先后完成了立案、调查、结案、移送、起诉等一系列法定程序,办案时间大大缩短,效率显著提高。这样的“高效率”充分体现了监察体制改革后,纪法之间的无缝衔接,监委与公检法等部门通力合作、密切配合,使改革真正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预期效果。

改革效能逐步彰显

杭州监察体制改革,不仅提升了办案效率,一些曾经搁置的难案、悬案也随之迎刃而解。20178月,潜逃22年之久的犯罪嫌疑人翁跃年被西湖区监委从宁波抓获,成为杭州监察体制改革后追逃成功的第一案。“我们迅速集中力量,成立追逃专案组,全面分析研判,精准锁定了翁跃年长期隐匿的落脚点。”西湖区纪委纪检监察一室冯佳斌认为,该案的破获凸显了统一集中、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制机制优势,极大震慑了外逃人员。

监委的成立,实现了对全市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的全覆盖。改革后,杭州市监察对象达到18.9万人,是改革前的3倍。2017年,该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问题线索7947件,同比上升47.2%;共立案审查2358件,同比上升14.1%;处分党员干部2323人、同比上升15.2%463名党员干部被追究刑事责任,改革效能逐步彰显。

摘编自201822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江苏省:实现监察全覆盖 新气象凝聚反腐强大合力

131日上午,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选举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蒋卓庆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下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表决任命4名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6名省监察委员会委员。随后,省纪委常委会省监委立即召开首次会议,研究省纪委常委会省监委议事决策规则,省监委监督、调查、处置、工作实施办法及配套制度,省监委文书模板等事项,体现好作风,展现新气象。

至此,省、市、县三级监委全部组建完成,同纪委合署办公,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实现对全省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凝聚起反腐败工作合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我省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推开以来,省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多次听取汇报,周密研究部署。省纪委先后召开20余次专题会、常委会,研究讨论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对关键节点、重要步骤和相关任务严格把关,推动改革试点扎实开展。

此次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全省共转隶干部2273名,其中省、市、县分别转隶58名、612名、1603名。我省坚持内涵式发展、聚焦中心任务、科学设置机构,推动机构资源、工作力量向监督执纪一线倾斜。省纪委监委机关直接从事监督执纪一线工作的机构、编制占比分别达到81.8%76.7%

省纪委常委会省监委首次会议议程丰富,大家认真研究、深入讨论,确保监委开好局、起好步——为加强和规范省纪委常委会省监委工作,提高省纪委省监委议事决策水平,制定《中共江苏省纪委常委会江苏省监委议事决策规则(暂行)》,贯彻中央精神,结合江苏实际,在省纪委常委会议事决策规则基础上修改完善补充。《规则》包括议事决策原则、议事决策范围、会议制度、决策执行和监督、纪律要求、文件审批制度等内容。

改革后,省纪委监委设立22个内设机构,13个为纪检监察室,其中5个执纪监督室、7个审查调查室(1个承担追逃追赃职能)、1个技术保障室。执纪审查与执纪监督分设,将不断加强日常监督,提升执纪审查专业化水平,为监督全覆盖提供有力保障。

在去年探索实践基础上,省纪委监委将落实监察体制改革要求,完善专责监督工作机制。信访室、党风室、案管室、执纪监督室、审查调查室、案件审理室等结合自身职能定位,深入分析典型违纪违法案件及相关数据,撰写专题报告,提交监督执纪案例综合分析中心。在此基础上,确定监督对象、形成意见建议、开展跟踪监督、评估整改情况,进一步完善研究问题、推动整改、成效评价、监督问责的专责监督闭环,推动“两个责任”落地扎根。“各部门都要积极参与这项工作,把问题找准、把建议提实,真正起到标本兼治的效果。”蒋卓庆表示。

纪委监委合署办公,需要建立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在调研全省检察机关查办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工作情况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监察法(草案)》精神,制定了我省监察工作运行制度,与贯彻落实《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的1+N”配套制度相互衔接。同时,研究起草《纪律检查文书模板》和《监察文书模板》,全面规范纪检机关审查工作和监察机关调查工作需要使用的文书,贯穿谈话函询、初核、立案、审查调查、审理、处分、移送起诉全过程。这样一来,既保障纪法衔接顺畅,又实现流程简化。

本月上旬,省纪委监委将按照“统分结合、各有侧重”的原则开展全员培训,坚持缺什么补什么,有的侧重党章党规党纪相关知识,有的侧重宪法法律法规相关知识,全体干部共同培训“纪法衔接”相关业务,切实提高业务能力。

摘编自201822日《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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