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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集中受访 共话医疗改革
2016-03-09 09:17:00  来源:
  
    3月8日下午,江苏代表团在驻地举行第二场集中采访活动,围绕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邀请沈进进、刘璠、陈鑫、秦真岭和孙飘扬五位全国人大代表接受记者集体采访。  
问题一: 
  记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对已批准上市的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作出部署。对于《意见》怎么看?

  孙飘扬代表:中国有5000多家大大小小的药厂,市场上销售的仿制药质量参差不齐。药品和其他商品不一样,药品首先要有效、安全,达不到这一点,就不应该在市场上销售。
  《意见》对于提高药品的生产质量,保证老百姓的用药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未来几年,大部分药品都通过评价的话,这样对于老百姓用上安全药、放心药,都会起到很好的保障作用。
问题二:
  记者:代表对过度医疗问题,怎么看?在规范过渡医疗中,有哪些有效措施?
  刘璠代表:过渡医疗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市场性和法律的风向调节性等方面。法律上一度物权法的规定用在医患纠纷,提出需要医方举证倒置,使得医生要想办法保护自己,带来不好的效果。在医改的举措中,大幅度降低医疗仪器设备的辅助检查费用,这是好事。
  陈鑫代表:如今处理医疗纠纷中,淡化了举证倒置,同时,将包括侵权责任法,用在医疗纠纷的调解里,这是进步。
问题三:
  记者:医改以后,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对于医院来说,如何做到收支平衡?
  陈鑫代表:药品加成取消后,医院收入确实减少了。一般综合性的医院中药品收入所占医院收入40%-50%之间,药品加成取消15%以后,一年会少1-2个亿。政府通过药疗价格的调整,大型医疗设备的检查价格也下降了。但另一个方面,医疗技术含金量大的操作价格提高了。这样,有升有降,这样原来药品收入的60%可以得到补偿。其他35%-40%的缺口怎么办?一方面是政府增加投入,另一方面医院增收集资,节约开支,增加收入。
  刘璠代表:医院的存在,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 都必须要发展。如果医院通过现行措施,运转很困难的话,最终受害的还是群众。 可以探讨引入民间的资金,双惠多惠的模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医改途径。
问题四:
  记者:现在看病很难,但医生又禁止了加号的行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陈鑫代表:看病难的深层次原因还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匀的问题。看病在中国并不难,所谓的“看病难”是指看优质医疗资源难,看专家号难,其实,跟国外相比,中国不是没地方看病,中国任何一家医院24小时开放,急诊室大夫是不会拒绝病人的。
  是不是每个人一生病就要去看专家号?作为一名临床大夫,也不希望专家号门口一堆人围着排着。一天只有24小时,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专家也需要休息,像我自己的专家号,每天下午只挂10个人,一个人看病20多分钟,这样才能保证质量。
  现在国家一直在推分级诊疗,就是要把优质医疗资源进行合理分配,通过分级诊疗能解决一部分问题。通过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大医院有更多的精力去看疑难复杂病人,政府叫停医生加号的背后,本身就是对医疗质量的把控。“卫生部也鼓励‘医联体’,下一级医院如果有看不了的疑难复杂的病人,可以推荐病人应该去哪家医院看,这样可以真正把有限的医疗资源发挥最大的医疗效能。
问题五:
  记者:老百姓反映看病贵,生产厂商出产的药品有没有虚高的现象,同时,医院有没有下意识的提高药品的价格?
  孙飘扬代表:国内的药企很多,同一品种,可能会有10-20家企业生产。但在药品招标时只会选择一家,有些地方就是以价格来评判,中标价往往低于成本价,质量就无法保障。
  通过招标,一些价格适中、临床使用很长时间,很安全的药,通过招标,价格降至最低,质量出问题, 反过来用很贵的药,这样使用很广泛的药品就会被“招标”死了,停用了。
  刘璠代表:作为医院,并不会直接和药企接触,药品价格都是通过招标的形式进行,不存在下意识抬高药价问题。
问题六:
  记者:医改中,乡村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
  秦真岭代表:难点在于乡村医生的治疗水平 有待加强。乡镇基层需要配备全科医生,一些实用的医疗器材,同时要提高现有乡村医生的待遇。
问题七:
  记者:医疗大数据的应用情况如何?在信息共享方面,有何阻碍?
  刘璠代表:医疗大数据代表着今后医疗的方向。医疗大数据无论对于临床治病、临床研究都有积极意义。目前,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大数据,很难共享。
  看病,其中有个要素就是临床的检查,现在各家医院大型医疗设备不是均一的以及检测的手段、评判的标准可能都存在不均一性,这样就带来了重复检查,这也是看病贵的因素之一。大数据真正有意义的是,如果全国实行均一化,这一部分费用就可以减少了。
  大数据的时代是必须的,这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要重视,而且要付诸于实施。
  陈鑫代表:从顶层设计来做到全国医疗系统信息化的建设,电子化病例以后,各类医院的系统千差万别, 无法联网,信息和数据丢失非常可惜。从电子化、到标准化,再到信息化,形成医疗大数据,目前信息化没有完全形成。
  沈进进代表:做好大数据的顶层设计,数据标准化,进行有效利用,不仅在医院系统内,医院的就诊数据还能够和公共卫生共享,那么在制定相应的疾病控制政策时,就有了参考。
问题八:
  记者:脑死亡为何迟迟没有立法?有何困难?
  陈鑫代表:推动脑死亡立法,一方面可以为国家节省有限的医疗资源。从临床经验来看,一个人从脑死亡到心脏停止跳动,大概两周左右。脑死亡的病人都是在重症监护室,这个过程是医疗资源消耗最多的时期。另一方面,脑死亡立法还可以推动器官移植的发展。脑死亡的患者,可以让生命延续,患者的心脏可以继续跳动,肝脏、肾脏也可以正常‘工作',如果进行器官捐献,这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在推动脑死亡立法的过程中,仍然有不少困难。脑死亡,需要ICU医生、神经科医生等进行客观的检查评判,虽然目前标准的草案已经出来,但需要一定的时间,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脑死亡的意义。另外,如果正式立法,会与其他法律可能发生抵触。
  刘璠代表:脑死亡立法中最大的困惑和瓶颈在于传统观念、理念和患者家属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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