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

为配合省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省政府关于聚力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情况的报告，从3月份开始，省人大常委会许仲梓副主任带领部分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和省人大代表先后赴南京、苏州等地调查研究。省人大常委会曲福田副主任结合代表建议督办活动，带领部分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和省人大代表先后赴常州、无锡等地进行调查研究。调研过程中，深入高校、企业和科技园区，与企业家、科研人员进行交流，召开座谈会，听取科技、发改、工信、教育、财政、知识产权以及人才等部门的情况介绍，全面深入了解情况，共同研究重要问题。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成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发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动员令。近年来，全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加快科技创新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时的重要指示要求，深入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人才强省战略，为推动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一是科技创新在发展全局中的位置有了新提升。2016年，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全省科技创新大会，省十三次党代会作出了“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策部署。2017年，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强调要全面提升江苏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创新对江苏发展的支撑能力。2016年、2017年、2018年先后出台“科技创新40条”“人才新政26条”“科技改革30条”等突破力度大、含金量高的创新政策。2018年，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科技创新工作会议，颁布《江苏省贯彻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实施方案》，印发《创新型省份建设工作实施方案》。2019年，省委省政府启动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专门设立科技创新考核指标。2020年，省政府出台苏南自创区一体化实施方案、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2021年，省政府与科技部举行了部省工作会商会议，签署了新一轮会商合作议定书。

二是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取得了新进展。省政府重点围绕67个产业细分领域，集中摸排产业链创新链存在的科技安全风险，形成了风险排查清单。聚焦省13个先进制造业集群，着重培育50条重点产业链，做强30条优势产业链，促进10条产业链卓越提升，实行省领导挂钩联系的“链长制”，建立产业强链工作专班，固链强链补链，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创新攻克“卡脖子”技术的组织方式，探索“任务定榜、挂帅揭榜”“前沿引榜、团队揭榜”“企业出榜、全球揭榜”“需求张榜、在线揭榜”等多种方式，为全国探索了有益经验。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为企业在全球范围寻找“揭榜英雄”，成功揭榜技术166项、合同金额7.71亿元。实施前沿引领技术基础研究专项，支持21个领衔科学家面向国际科学前沿，开展长周期、高风险的原创性研究。2020年我省共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近4000项，居全国第一。实施前瞻性产业技术创新专项，围绕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领域，每年组织100多项关键技术攻关项目，先后攻克了万米深海石油钻井平台技术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实施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累计组织实施617个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据统计，我国超过15.1%的领跑技术分布在江苏，1/5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来自于“江苏制造”。

三是科技创新平台和载体建设迈出了新步伐。成立省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领导小组，遴选并重点培育建设29个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项目。布局建设网络通信与安全紫金山实验室、材料科学姑苏实验室、深海技术科学太湖实验室。未来网络试验设施和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两个重大国家科技基础设施落户江苏。全省国家重点实验室总数达42家、居全国省份第一。成功创建国家生物医药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占全国的1/6。引进建设中以常州创新园、剑桥大学—南京科技创新中心等一批国际化的技术开发与转移转化载体。累计建成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2家，省级试点制造业创新中心9家，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27家。培育了11个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拥有联盟成员1529个。建成国家级高校协同创新中心15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76个。成立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理事会，设立专项资金。全省国家高新区总数达18家，居全国第一。苏州工业园区成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建设试点，南京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成为我国首批两个农高区之一。建成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和省科技资源统筹服务中心，开通省科技资源统筹服务云平台。

四是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取得了新成效。2020年，全省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280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达2.85%，接近创新型国家和地区中等水平。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36.1件，PCT专利申请量9060件，分别是2015年的2.5倍、4倍。科技进步贡献率65%。全省高新技术企业三年实现倍增，数量超过3.2万家，总数是2015年的3倍，跃居全国第二。累计入选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31家。全省人才资源总量超过1400万，两院院士105人，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1600余人，“长江学者”“杰青”“优青”等高层次人才数量均占全国10%以上。

二、问题不足

我省在聚力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上取得了明显成绩，但与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提出“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要求相比，与应对国际复杂环境的挑战，以及与兄弟省市科技创新的态势相比，江苏的科技创新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是对科技创新的认识和摆位不够到位。我省主导产业的技术支撑能力不强。在传统产业方面，一些基础性工业技术不过关，基础零部件、基础机械大量依赖进口。在新兴产业方面，工业机器人、芯片、操作系统、基础软件、高端医疗器械，新材料等核心技术，都被国外企业垄断。据统计，我省有80%的高端芯片、60%的集成电路、50%的高端数控机床、80%的高端监测仪器依赖进口。集成电路全产业链每一个环节自主可控都受到严峻挑战，高端装备领域超过80%的技术卡在核心零部件、基础软件这两个技术短板，工业机器人三大核心技术都严重依赖进口。调研中发现，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一些地方和部门凝心聚力抓科技创新的氛围还不够浓，思想和行动还没有完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聚力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决策部署上来。有的地方和部门对自己在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的目标定位和使命责任认识不清。有的认为前瞻性、基础性、原创性的科技创新，特别是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是国家和省里的事，是大院大所大企业的事，地方财力能力有限，难有作为。有的习惯于原有的工作套路，满足于已有科教资源优势，热衷于城市建设和GDP增长，对国内外特别是北上广深合肥等地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态势不敏感。有的停留在以会议传达会议、以文件传达文件的层次上，求稳妥、怕担责、“等靠要”思想严重，遇到困难绕道走，不能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致使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已出台的政策未能真正落地见效。有的对科技创新的规律认识不足，顶层设计、总体规划、统筹推进的能力不够，在产业发展上一味跟风、一哄而上，难以形成比较优势。从根本上讲，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新一轮的科技竞争中缺乏危机感、紧迫感、使命感和责任感，缺乏像当年昆山自费办开发区那样自加压力、主动担当的勇气和锐气，未能真正把科技创新摆上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二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平台载体建设不够有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偏少是我省的一个明显短板。近年来，国家布局建设了5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江苏只有2个，远低于北京的12个、上海的9个、广东的5个、合肥的7个。尤其是广东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战略机遇，将冷泉生态系统装置等5个大装置纳入了国家新一轮总体布局，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先发效应、集群效应。国家实验室等高能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缺乏是我省的又一个短板。国家围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重大战略，布局建设多个国家实验室。我省仅有网络通信与安全紫金山实验室为国家实验室的一个基地，材料科学姑苏实验室、深海技术科学太湖实验室尚在争创国家实验室的过程之中。为广大中小企业服务的基础性公益性技术平台建设滞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短板。这是一件应该做好也有条件做好的事情，但普遍重视不够、有效举措不多，已有的平台和载体尚未充分发挥实现“政产学研金”一体化、促进各类资源融通创新的作用。

三是创新链与产业链结合不够紧密。外向型经济中形成的技术依赖问题亟待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发展外向型经济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也要看到，大批企业长期处在加工配套环节，过度依赖购买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造成自主创新能力和动力不足、自主可控关键核心技术匮乏。全省部分高新技术企业还没有形成持续专利产出能力，很多从事的是高端产业的中低端环节。“龙头”终端企业偏少导致的引领性和集成性科技创新能力不足问题亟待解决。我省原有的一批全国知名品牌企业，因多种原因销声匿迹了，较为普遍的是配套型加工企业，缺少像华为、阿里、腾讯、格力、海尔、美的、大疆、比亚迪、科大讯飞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头部”终端或平台企业。只干配套、不干终端，就缺乏全产业链整合控制能力、协同攻关能力，难以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和深度融合。高校院所科研力量与产业契合度不高的问题亟待解决。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中，我省入选的学科40%与本省优势产业领域关联不强。全国167个工学类一级重点学科中，江苏仅占17个，与我省制造业大省的地位不相匹配。部属军工领域科研院所对我省产业的支撑有限，其他部属公益类科研院所也主要分布在农业、卫生健康、环境、安全生产等领域，与我省产业的融合不够紧密。

四是科技资源统筹利用不够有效。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问题亟待解决。省政府于2019年成立科技资源统筹服务平台，大型科学仪器利用率提高了13个百分点、超过80%，但科技资源分散重复、封闭低效等问题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比如，地方、部门之间在决策上协调不够，造成许多领域重复投入、分散投入，科技资源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经济优势。高校院所作为科技资源管理单位的主体责任仍需进一步加强，高校内约80%的大型科学仪器分散在学院、课题组甚至个人，校（院所）级集约化管理平台建有率不足20%。政策协同性不够的问题亟待解决。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过程中，存在攻关方向把握不准、资金力量投入分散的问题。部分地区对产业情况梳理不细致，关键技术环节掌握不准确，存在一拥而上、低效重复、盲目蛮干的现象。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一体化相对滞后的问题亟待解决。苏南自创区是我国首个以城市群为基本单元的自主创新示范区。但目前，苏南自创区城市之间单打独斗的多，“群”的概念没有真正形成，“首个”的探索意义还没有充分体现。对标创新一体化先行区，苏南自创区建设还存在推进机制不完善、有影响力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不足、产业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未取得群体性突破等一些长期性、体制性的难点和问题。同样是打造区域创新高地，上海市为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于2018年5月对科创中心管理体制作出重大调整，重组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办公室作为市政府派出机构，增加了90个编制，设立了13个处室，以加强战略研究和统筹领导，这个经验值得借鉴。

五是科技投入力度强度相对不够。在全社会研发投入上，2016年起广东全社会研发投入总量开始反超江苏，至2020年达3200亿元，超出江苏400亿元。在财政投入增幅上，2014年至2019年，我省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年均增速11%左右，与广东33.6%相比差距明显。2019年广东省地方财政科技支出1168.8亿元，是江苏572亿元的一倍多。在战略科技投入上，与上海、浙江等省市相比，我省还存在不小差距。上海市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采取兜底政策，仅对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投入了80亿元。浙江省对之江实验室建设的总投入更是在1000亿元左右。在基础研究投入上，2019年，我省基础研究投入占全国总量的6.28%，远低于北京的25.4%、广东的10.5%、上海的9.7%。基础研究支出占全社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的比例，江苏仅为2.8%左右，低于6%的全国平均水平，与创新型国家15%的占比差距很大。2019年中央财政给部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的预算从40亿增至52亿，平均每所部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额度达5000万元以上。而我省157所地方高校，每年的基础科学研究专项经费额度总和仅为2400万元，尚不及一所部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的一半。北京市自2018年起增加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每校每年达1000～2000万元。浙江省于2019年起也加大了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额度，每校每年可达600万元。在企业研发投入上，我省14家研发投入超过5亿元的企业中，研发资金共计110亿元，还不及中兴通讯一家，仅为华为的五分之一。我省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几乎为零，而发达国家的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一般为4%-8%。此外，在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上，为支持我省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目前省科技厅设立了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省发改委设立了省级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省工信厅设立了省级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相关专项资金支持方向均集中于5G、集成电路、先进材料、智能制造、新一代网络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一方面各专项资金支持方向存在交叉重叠，另一方面支持政策缺乏协同性，尚需进一步整合资源。

六是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供给不足。人才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江苏研发人员达80万，但顶尖人才不足。在重大科研项目、重大科技工程、重点学科、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缺乏高端领军人才。海外人才招引面临新困难。受国外打压和疫情双重影响，不少外国专家不敢申报、甚至退出政府外国人才引进项目。据国家外专局统计，目前在上海工作的国外人才已达21万人，广东、北京也超过15万，而我省还不到10万。人才政策吸引力不够强。兄弟省市纷纷调整引才、用才机制，通过重大创新平台等吸引人才，我省面临着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比如浙江之江实验室，聚焦网络信息技术前沿，一年之内聚集了18名国内院士。深圳鹏城实验室建成后将吸引2万名科研人员。上海张江实验室建设大科学装置集群，招募全球顶尖科学家加盟。广东、海南等地采用财政补贴的形式给予15%的个人所得税减免优惠政策，大力引进留住紧缺高端人才，对我省留住高端创新人才形成压力。目前，大湾区掀起了兴建高水平大学的热潮。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已在或即将在深圳、东莞、广州、佛山、珠海等地落户。广东2019年教育经费投入4918.76亿元，占全国的9.8%，增幅15.24%，蝉联全国第一。2019年江苏教育经费投入3109.33亿元，增幅9.96%，占全国的6.19%。未来10年，深圳计划投入1500亿元办更多高水平大学。这些都可能对江苏人才产生虹吸效应。人才政策落地见效不够。省委省政府出台了“科技创新40条”“人才新政26条”“科技改革30条”，但在政策落实以及与国家政策配套衔接上还存在一些不协调现象。有的单位特别是部属院所落实政策相对滞后，成果转化收益仍然受绩效总量控制，对待横向项目与纵向项目还有差距，横向项目经费学校截留较多，目前还不可以用于职称评审等。再如，我省对省级科研项目设备费的调增调减已经完全放开，但国家项目规定设备费不能调增，造成有关高校院所在制定实施细则时有顾虑，一般还是参照国家政策，科研人员获得感不强。

三、几点建议

要始终坚持将科技创新摆在我省高质量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全面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坚持“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对照“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使命要求，加快建设科技强省，坚决扛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一要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统筹。加强全省科技创新规划布局。要对标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和“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抓紧制定出台我省相应规划，切实加强省域统筹。共同制定实施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方案，共同推动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探索关键核心技术跨区域协同攻关机制，高水平规划建设沿沪宁产业创新带，为共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贡献江苏力量。加大战略科技力量培育力度。加快高能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支持紫金山实验室、姑苏实验室、太湖实验室争创国家实验室。抓住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试点的机遇，布局建设一批省级技术创新中心并争创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抓住国家调整设置“交叉学科”门类的时机，推动高校结合地方产业发展需求调整专业设置、加强学科建设，积极开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等的创新和融合探索。加强科技创新政策协同。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确立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目标”，实现创新路径由“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向“以基础性原创性引领性创新为主、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辅”的“双引擎”转型。围绕产业链安全和突破“卡脖子”技术需求，创新重大科技任务组织机制，建立战略产品牵引、重大任务带动的科研组织新模式。改革完善科技评价机制、激励机制。

二要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要推动大型骨干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发挥龙头引领作用。实施企业研发机构高质量提升行动，支持行业龙头企业建设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和应用型基础研究机构，鼓励和引导“链主”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研究，整合高校院所和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要继续培育和提升高新技术企业。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围绕战略新兴产业和13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强化区域优势产业协作，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隐形冠军”，壮大以高新技术企业为骨干的创新型企业集群。要促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互补联动。积极发挥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在战略性、基础性、公益性科技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大型民营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创新示范作用，建设好国企民企联动、大中小型企业协同的企业创新体系。针对江苏中小企业众多的特点，加强基础性公益性技术平台建设。此外，要鼓励首购首用，发布企业自主创新产品目录，通过预留份额、强制采购等方式，加快我省自主创新产品的推广应用。

三要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要提高财政对科技创新投入增幅。“十四五”期间省本级财政科技拨款、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设区市财政科技投入，都应当有更大幅度的增长。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中“地方政府要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规定，使省属高校基础研究每年每校经费有较大幅度增长。大力支持创建国家实验室，国家级产业、技术、制造业创新中心和工程研究中心。要充分发挥财政投入的杠杆作用。建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或投资公司，设立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优化风险投资机制。尽快研究制定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的政策措施，对基础研究投入持续稳定增长的企业按增长额度给予财政资金后补助，带动更多企业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投向科技创新。推动省级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加强政策联动，提高科技型企业授信业务的考核权重，放宽信保基金产品风险管理要求。要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集中财政相关资金，统筹用于战略性关键领域，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平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改变部门分割、小而散的状况。优化财政资金预算编报方式。高校协同创新计划专项资金用于科研的应当纳入科研经费管理范畴。

四要进一步优化培育、引进、使用和留住一流科创人才的环境。要高度重视高层次科创人才发展规划。在实施人才强省战略中，坚持把开发高层次科创人才资源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制定“十四五”江苏省人才发展规划，组织实施高层次科创人才培养和引进工程。要加大对重点科创群体的培养力度。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突出青年人才、紧缺人才、高技能人才培养。构建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培养壮大创新人才队伍。要注重“高精尖缺”人才的靶向招引。瞄准科技前沿和国际水准，聚焦做好院士、学术带头人、领军型科技企业家等战略科技人才工作，量身定制人才及团队支持政策，在工资待遇、科研经费、实验设备等方面为顶尖人才打造顶级配置。要增创吸引一流科创人才的体制机制优势。科研管理上，要从重过程管理向重效果转变，赋予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科研评价上，要改变“四唯”的做法，建立分类评价和多元评价办法。激励导向上，要推广股权激励机制和项目经理制，鼓励研发机构团队控股、个人持股，完善奖励荣誉制度。借鉴广东、海南的做法，有条件的地方应当采用适当形式，完善科技人才优惠政策，大力吸引留住紧缺高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