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遗韵
2018-07-27 14:25:00   来源:江苏人大网    作者:王伟玲   

  方志是介绍地方情况的志书。编修方志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历朝历代从未间断过编修方志,所谓“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国有史,即二十四史,为我国的国史,它是中国历代史官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起于传说中的黄帝(约公元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家有谱,即家谱,又称谱牒,为家族宗祖档案。清代学者章学诚有言:“物之大者,莫过于人;人之重者,莫过于族。”所以我国民间一直延续着修家谱的传统。日本学者田仲一撰写的《中国戏曲史》《明清戏曲》,其中大部分资料取自于中国谱牒。 

  郡有志,即地方有志书。地方相对于京都而言。中国古时的地方有州郡府县,这里的“郡”代指各级地方。过去官员到地方履职,主要做三件事:纳税、判案、修志。为官一任,必修方志,假如停修缺编,则是官员失职,所以“天下郡县莫不有志。”一代鸿儒梁启超对地方志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

  有常识的官员,到任一地首先会查阅方志,了解当地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方域位置、物产贡赋、风俗教化、名人轶事及故事传说等,方志就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

  伟人毛泽东可谓是重视方志、善于利用方志的典范。他每到一地都要查阅方志。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率军攻打江西吉安时,驻扎毗邻兴国县,就在县图书馆,挑灯夜读《兴国县志》;在瑞金,毛泽东读《瑞金县志》。他通过方志,了解各地山川气候,地理态势,打游击,钻山区,爬雪山,过草地,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窃想,蒋介石是不是不爱读方志,因此吃了败仗。此为笑谈)。和平年代,毛泽东离京巡察,每到一地,总少不了读方志,他读《汕头县志》、《潮洲府志》、《四川省志》、《华阳国志》、《灌县志》、《武侯祠志》、《都江堰水利述要》……毛泽东大规模兴修水利,新中国建立之初以防洪为主。自1953年开始,逐步实行“旱、洪、涝兼治,蓄、引、提结合”的治理措施,从单一治理发展到综合开发利用,建设了多种多样的农田水利设施。保证了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安全,国人至今为之受益。余以为,与他阅读方志、了解史实、关注民生不无关系。

  中国修志历史悠久,早在东汉初期,会稽人袁康撰写了《越绝记》一书,记录吴越两国历史地理,首开方志先河,被誉为中国方志之鼻祖,所谓“一方之志,始于《越绝》”。

  中国方志种类繁多,传世的约有八千七百余种,十一万余卷,占古籍百分之十左右。方志不仅资治惠民、教化存史,其中的人文情怀,亦十分有趣。

  比如《金陵梵刹志》中,对僧人的清规戒律,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载:经年以来,遁入佛门者接踵而至,其中“未见智人,但见奸邪无籍之徒”,为避患难偷生于此,改名换姓,潜入法门,“其修行之道不足以动人”,皆窘于衣食,岁月难度者,奔走市村,无异于乞丐,致使轻薄小人毁辱詈骂,有玷佛门。于是张傍示之:不许这些僧人奔走市村,以化缘为由,遭无籍之徒凌辱。若有此类,擒拿到官,“治以败坏祖风之罪。”僧人一旦就犯,被唤至官府应答,不得穿僧服跪拜公堂,“敢有连僧服跪公厅者,处以极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严禁僧人穿着僧服以嫌疑犯的身份跪拜公厅,必须脱去僧服,以俗人身份对簿公堂,不得辱没佛家尊严。以此维护佛门圣洁,足见对佛教的敬重。同时规定,住持并一切散僧,不得结交官府,有违者,处以重罪。严禁僧人娶妻生子,胆敢冒犯,准许诸人打骂,并可索钞五十锭,如果没钱,打死无罪。对于已有妻室的僧人,愿还俗、愿弃离修行,可以听便。如果既不还俗,又不弃离,则准许乡里邻人擒拿赴官。对徇私隐瞒不拿者,“发边远充军。”关于儿童入法门,《清教录》条例规定:僧寺不得收养民间儿童,因儿童无知,听命于父母。长大成年后,“血气方刚,欲心一动,能甘寂寞、诚心修行者少。”所以僧人中多有泛泛不才轻浮不端者,败坏祖风。基于此,“敢有收留儿童为僧者,首僧凌迟处死,儿童父母迁发化外。”

  《清教录》对入佛门者作了严格规定。而一旦成为僧人,则必须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决不允许懈怠功课,轻慢修行。洪武二十九年三月初一日圣旨,告之天下僧者、道人,务必各遵本宗教法,不许混同世俗,触犯宪章。洪武帝还发现,僧录司、道录司考试,天下僧、道,多有不通经典者,对于本教祖风,茫然无知,不识趋善惩恶之方。他认为这是平日不用功的缘故,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荒废了功课,作为僧道必须成为有修行之道的人。于是令礼部将以前出的榜谕编集成书,颁告天下僧道寺观,人手一册,申明周详,令他们刻苦学习。三年后再行考试,凡不及格者发配充军。

  洪武帝有道貌俨然一面,亦有温情人性之时。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这天,一个和尚于左顺门上奏:本寺住持因身体有恙,难以行动,于是派臣僧前来。这是一个栽种竹木的和尚。他上奏说,本寺圈门里两边山上,奉圣旨栽种了一些竹木。如今御马官又传圣旨,着牧马人在山上打草放马,恐破坏竹木,特奏皇上知道。于是洪武帝传旨:不许放马打草。圣旨传出不久,皇上后悔了,转念一想,御马可是寡人的坐驾啊,出宫巡视全靠它们,不能要马儿跑不让马儿吃草呀,不但要吃草,还要吃好。于是又传圣旨:“你把草里树與我薅出来。钦此。”于是和尚把树木移了出来,放马进去吃草了。洪武宁可负了竹木也不能亏了御马。

  在今天,《西游记》的作者为吴承恩,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可是在古时,《西游记》的作者究竟是谁,众说纷纭,因为书上并没有注明作者,只有“华阳洞天主人校”几个字。于是有人猜测,一个叫华阳洞天主人的李春芳是为作者。可是在过去,点校古籍的人很多,并不一定点校者就是作者本人。并且发现,历史上号“华阳”者为数不少。于是有人考证,一个叫丘处机的华阳洞主应该是《西游记》的作者。但是,认定丘处机为作者有两个硬伤:一是《西游记》中多处提到锦衣卫、司礼监、东城兵马司等官制与官职,而这些官制官职是明朝才出现的;二是丘处机是宋元时期人。因此认定他为作者决不可信。之后又有王阳明作者说,也缺乏足够依据。认定吴承恩为作者之说出现得最晚,直到吴玉搢撰写的《山阳志遗》才首次提出。之后稍晚,阮葵生根据自己的见解,响应吴玉搢的考证,附和其观点,认为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两人的依据均是天启年间的《淮安府志》。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鲁迅先生最早注意到吴玉搢、阮葵生的学说,他赞同两位先生的意见,并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写明《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而此时胡适先生正在研究《西游记》,鲁迅便将自己掌握的资料抄送给他。胡适如获至宝,借助这些史料,写下了《西游记考证》,肯定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可是仕途不顺,后来“竟以明经授县贰”,作了一个小县官。他为官不久,耻于为三斗米折腰,“遂拂袖而归。”胡适还利用《淮安府志》考证出吴承恩的大约生卒之年,进一步证明《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极富争议的《西游记》著作权终于归属了吴承恩。

  方志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有些地方小志,短小精悍,生动活泼,读来颇为有趣,比如人物掌故、风物山水和游记等。《吴中小志丛刊》之“平江记事”中,就载有虎丘的来历(平江即苏州,现为平江区,位于苏州古城东北部):虎丘原名海涌山,吴王阖闾,即吴王夫差的父亲,葬于此。当时动用六十万人治其陵。其坟广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为三重铜棺,下铺六尺水银,有名剑随葬。葬后三日,有白虎蹲其上,故名虎丘。

  每年菊黄蟹肥之季,人们都会想到苏州的阳澄湖大闸蟹。该小志对苏州的螃蟹亦有记载,足见其美味名不虚传:吴中蟹味甚佳,世称湖蟹第一。正月上元,渔人所藏看灯蟹,三四只重一斤,风味殊胜,故陆龟蒙有《蟹志》,傅子翊作《蟹谱》,高似孙撰《蟹略》,皆发挥蟹族之风致也。

  方志之书,记录实事,事信而不诞,体繁而不芜,虽非绝艳,可谓丰采。读方志,追史迹,往者虽旧,余味日新,遗韵悠长。

  2018年7月21日

  于朗诗绿街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