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下午，江苏代表团在驻地举行第二场集中采访活动，围绕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邀请沈进进、刘璠、陈鑫、秦真岭和孙飘扬五位全国人大代表接受记者集体采访。
问题一：
记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对已批准上市的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作出部署。对于《意见》怎么看？
孙飘扬代表：中国有5000多家大大小小的药厂，市场上销售的仿制药质量参差不齐。药品和其他商品不一样，药品首先要有效、安全，达不到这一点，就不应该在市场上销售。
《意见》对于提高药品的生产质量，保证老百姓的用药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未来几年，大部分药品都通过评价的话，这样对于老百姓用上安全药、放心药，都会起到很好的保障作用。
问题二：
记者：代表对过度医疗问题，怎么看？在规范过渡医疗中，有哪些有效措施？
刘璠代表：过渡医疗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市场性和法律的风向调节性等方面。法律上一度物权法的规定用在医患纠纷，提出需要医方举证倒置，使得医生要想办法保护自己，带来不好的效果。在医改的举措中，大幅度降低医疗仪器设备的辅助检查费用，这是好事。
陈鑫代表：如今处理医疗纠纷中，淡化了举证倒置，同时，将包括侵权责任法，用在医疗纠纷的调解里，这是进步。
问题三：
记者：医改以后，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对于医院来说，如何做到收支平衡？
陈鑫代表：药品加成取消后，医院收入确实减少了。一般综合性的医院中药品收入所占医院收入40%-50%之间，药品加成取消15%以后，一年会少1-2个亿。政府通过药疗价格的调整，大型医疗设备的检查价格也下降了。但另一个方面，医疗技术含金量大的操作价格提高了。这样，有升有降，这样原来药品收入的60%可以得到补偿。其他35%-40%的缺口怎么办？一方面是政府增加投入，另一方面医院增收集资，节约开支，增加收入。
刘璠代表：医院的存在，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 都必须要发展。如果医院通过现行措施，运转很困难的话，最终受害的还是群众。 可以探讨引入民间的资金，双惠多惠的模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医改途径。
问题四：
记者：现在看病很难，但医生又禁止了加号的行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陈鑫代表：看病难的深层次原因还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匀的问题。看病在中国并不难，所谓的“看病难”是指看优质医疗资源难，看专家号难，其实，跟国外相比，中国不是没地方看病，中国任何一家医院24小时开放，急诊室大夫是不会拒绝病人的。
是不是每个人一生病就要去看专家号？作为一名临床大夫，也不希望专家号门口一堆人围着排着。一天只有24小时，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专家也需要休息，像我自己的专家号，每天下午只挂10个人，一个人看病20多分钟，这样才能保证质量。
现在国家一直在推分级诊疗，就是要把优质医疗资源进行合理分配，通过分级诊疗能解决一部分问题。通过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大医院有更多的精力去看疑难复杂病人，政府叫停医生加号的背后，本身就是对医疗质量的把控。“卫生部也鼓励‘医联体’，下一级医院如果有看不了的疑难复杂的病人，可以推荐病人应该去哪家医院看，这样可以真正把有限的医疗资源发挥最大的医疗效能。
问题五：
记者：老百姓反映看病贵，生产厂商出产的药品有没有虚高的现象，同时，医院有没有下意识的提高药品的价格？
孙飘扬代表：国内的药企很多，同一品种，可能会有10-20家企业生产。但在药品招标时只会选择一家，有些地方就是以价格来评判，中标价往往低于成本价，质量就无法保障。
通过招标，一些价格适中、临床使用很长时间，很安全的药，通过招标，价格降至最低，质量出问题， 反过来用很贵的药，这样使用很广泛的药品就会被“招标”死了，停用了。
刘璠代表：作为医院，并不会直接和药企接触，药品价格都是通过招标的形式进行，不存在下意识抬高药价问题。
问题六：
记者：医改中，乡村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
秦真岭代表：难点在于乡村医生的治疗水平 有待加强。乡镇基层需要配备全科医生，一些实用的医疗器材，同时要提高现有乡村医生的待遇。
问题七：
记者：医疗大数据的应用情况如何？在信息共享方面，有何阻碍?
刘璠代表：医疗大数据代表着今后医疗的方向。医疗大数据无论对于临床治病、临床研究都有积极意义。目前，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大数据，很难共享。
看病，其中有个要素就是临床的检查，现在各家医院大型医疗设备不是均一的以及检测的手段、评判的标准可能都存在不均一性，这样就带来了重复检查，这也是看病贵的因素之一。大数据真正有意义的是，如果全国实行均一化，这一部分费用就可以减少了。
大数据的时代是必须的，这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要重视，而且要付诸于实施。
陈鑫代表：从顶层设计来做到全国医疗系统信息化的建设，电子化病例以后，各类医院的系统千差万别， 无法联网，信息和数据丢失非常可惜。从电子化、到标准化，再到信息化，形成医疗大数据，目前信息化没有完全形成。
沈进进代表：做好大数据的顶层设计，数据标准化，进行有效利用，不仅在医院系统内，医院的就诊数据还能够和公共卫生共享，那么在制定相应的疾病控制政策时，就有了参考。
问题八：
记者：脑死亡为何迟迟没有立法？有何困难？
陈鑫代表：推动脑死亡立法，一方面可以为国家节省有限的医疗资源。从临床经验来看，一个人从脑死亡到心脏停止跳动，大概两周左右。脑死亡的病人都是在重症监护室，这个过程是医疗资源消耗最多的时期。另一方面，脑死亡立法还可以推动器官移植的发展。脑死亡的患者，可以让生命延续，患者的心脏可以继续跳动，肝脏、肾脏也可以正常‘工作'，如果进行器官捐献，这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在推动脑死亡立法的过程中，仍然有不少困难。脑死亡，需要ICU医生、神经科医生等进行客观的检查评判，虽然目前标准的草案已经出来，但需要一定的时间，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脑死亡的意义。另外，如果正式立法，会与其他法律可能发生抵触。
刘璠代表：脑死亡立法中最大的困惑和瓶颈在于传统观念、理念和患者家属的接受程度。